作为支部书记，邱兴堂认为，必须出面帮老乡谋得更好的生存环境。鲁力 摄

　　邱兴堂，大巴山里走出来的农民工，曾和1万多四川达州老乡一样，以水泥工的身份开始追寻“深圳梦”。罗湖区2007年开始在同乡村设置流动党支部，他成为黄贝岭辖区四川达州流动党支部书记。

　　凭着与老乡天然的地缘情感，加上对工作的投入，邱兴堂在深圳收获了稳定的生活，也赢得了周边人的认可。邱兴堂的幸福体验，得益于深圳对外来人口管理模式的创新，而现在，他仍在思考，如何通过流动党支部让更多老乡融入深圳，过上幸福的生活。

　　农民工当上大运火炬手

　　扎根深圳，这是来自四川达州的外来务工人员邱兴堂当初南下时，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而现在，这个目标似乎已经实现，邱兴堂不仅当选四川省劳动模范，还入选深圳党代表。今年大运开幕前，邱兴堂以农民工代表的身份，成为罗湖区选送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运火炬手之一。尽管仍然顶着“非深户籍”的帽子，但邱兴堂认为，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来看，他已经在深圳过上了幸福生活。

　　2000年，在老乡的介绍下，邱兴堂怀揣600元钱，从老家四川达州碑庙镇来到深圳淘金。位于罗湖区的黄贝岭村和罗芳村，是四川达州老乡的聚居区，也是邱兴堂的落脚地。和所有老乡有着同样的经历，水泥工成为邱兴堂的第一份工作，然而，在尝试日复一日砌砖打墙的重体力劳动之后，一直在老家当医生的邱兴堂，感觉有些吃不消。此后，邱兴堂利用自身的医学知识，在罗芳村租了间房开起了小诊所。尽管生活并不算富裕，但在这间不大的诊所内，邱兴堂认识了许多老乡，并渐渐适应了深圳城中村的生活。

　　深圳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像邱兴堂这样的外来务工人员，2007年，仅罗湖区就有外来人口超过85万，其中有20万外来劳务工由于地缘、亲缘和业缘关系，聚居各个城中村而形成“同乡村”，邱兴堂所在的罗芳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为更好地管理和服务外来劳务工，罗湖区委组织部尝试在同乡村建立“流动党支部”，发挥劳务工党员的先进性参与同乡村管理。事实上，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也成为邱兴堂生活的转折。

　　“听说黄贝岭街道要成立流动党支部，我第一时间就表达了参与的意向”，邱兴堂回忆说，他曾想过各种办法，希望能与深圳“发生点关系”，但各种努力却总难如愿。为了能当上“书记”，他大胆地毛遂自荐，并以自身的诚意说服了街道办的领导，最终获得信任。邱兴堂说，直到从罗湖区委书记刘学强手中接过党旗，他才第一次感觉到，融入深圳的机会来了。

　　流动支部给老乡家的温暖

　　“对方愿意赔偿，我们也要大度一点，又没有生死仇恨，何必闹僵了，对双方都不好”，9月的一个下午，记者采访过程中，邱兴堂的手机响个不停，他正忙着调解一宗因劳资问题产生的纠纷，同时还要安抚一位意外受伤老乡的情绪。邱兴堂说，为老乡维权、为政府维稳，是他当书记4年多时间里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扩大流动党支部在老乡中间的影响力，邱兴堂曾自费印刷了数千张卡片，见到有需要帮忙的老乡就派发一张。此外，他还找来一家网吧的网管，学会了上网和打字，“我是个农民出身，如果能掌握更多信息，给老乡一些更实惠的帮助，他们会更认可这个组织”。

　　“老乡在外打工，生活艰难而枯燥，流动党支部哪怕给一点点温暖，老乡就会很感动”，邱兴堂说，作为支部书记，他就必须出面帮老乡谋得更好的生存环境，尽管有些要求让街道办“感到为难”。

　　在邱兴堂的提议和推动下，一些老乡生病了，流动党支部的党员们会拎着水果去看望；有老乡遇到劳资纠纷了，流动党支部会出面帮忙协调。最近，黄贝岭村正在实施旧改，而邱兴堂的工作，既要帮老乡平稳过渡，争取合理的搬迁补偿，也要给政府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因为多次成功的调解，流动党支部在老乡中的知名度渐渐提升，邱兴堂也获得了更多信任。尽管书记的身份没有给邱兴堂带来多少实惠，但他认为，一个人的工作，除了带来经济收益，也要能实现自我价值。

　　邱兴堂因为出色的工作，获得四川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并当选深圳党代表。“作为一个外来人口，我对帮助过我的人，都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邱兴堂说。

　　让老乡融入深圳体面生活

　　没有权利的实现，就没有人格的尊重，这是邱兴堂接受采访时，经常在嘴边提及的一句话。正因为生活在基层，与老乡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当自己已经被深圳这个城市接纳时，邱兴堂的梦想更大了。他希望改善老乡群体的生存境遇，让他们找到立足深圳的渠道，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生活在深圳，是体面的、是有尊严的。

　　“老乡们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如果我不能改变什么，我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在邱兴堂经常处理的纠纷事件中，如果老乡受了欺负而没人买单，邱兴堂只能自己先垫上，比如送人去医院、垫付医药费，拿出几百元先行赔付等。邱兴堂认为，一个老乡的悲惨遭遇，会让其他人产生联想，进而形成群体事件，如果不能现场解决问题，邱兴堂也努力让老乡看到希望。

　　流动党支部，给了邱兴堂一个融入深圳的平台，然而，因书记身份而产生的苦恼也不少。邱兴堂说，为了维稳，他经常自掏腰包解决当务之急，很多本不属于流动党支部协调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从政府主管部门转移到流动党支部。邱兴堂说，作为流动党支部，主要的工作是党员管理，但现在，社会管理的任务已经远远超过了党员管理，这给他的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压力。

　　“我希望流动党支部的社会管理职能，能够向综治办挂靠”，邱兴堂说，因为缺乏“政府背景”，他出面协调纠纷时，往往遭遇老乡的质疑，而在同政府协调相关事务时，他也面临“体制外”的尴尬。“很多时候，我只能依靠同情和理解，还有我个人的热情来开展工作，这似乎不是长久之计”，邱兴堂说，如果有一天他的经济状况不佳，需要花更多时间谋生，他希望流动党支部的运行，还有制度可以保障。

　　■声音

　　实话实说，我是来深务工大军中的幸运儿。

　　作为达州老乡的“代言人”，除了我自己的幸福，我更希望改善老乡的生存境遇，让他们找到立足深圳的渠道，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生活在深圳，是体面的、有尊严的。

　　——黄贝岭辖区四川达州流动党支部书记邱兴堂

　　记者观察

　　流动党支部管理边界应明确

　　同乡村里的流动党支部，无疑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它因社会管理创新而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责。从大巴山里来到深圳“淘金”的邱兴堂，如果没有流动党支部的设立，可能与其他外来务工人群一样，依然悄无声息地谋生于城中村内。但正因为这个社会管理的创新举措，邱兴堂得以从一位普通的外来劳务工，变成党支部的带头人和1万多老乡的维权代言人，并有机会与这个城市的主政者接触。

　　邱兴堂的成功，用事实证明，发挥流动党员的带头作用，以老乡特有的亲近感进行管理，能够有效化解外来人口与这座城市产生的摩擦，让许多大的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然而，正因为邱兴堂的成功，流动党支部的定位和作用，似乎正在发生变化。记者采访过程中，邱兴堂多次说到，他的工作只能依靠个人热情，维稳技巧，以及他人对老乡情的认可。但流动党支部维稳的成功案例越多，一些本属于行政部门管辖的事件，也越来越多的堆积到这个小小的流动党支部。获得了众多荣誉的邱兴堂，很难拒绝相关部门的维稳需求，但如果事无巨细大包大揽，邱兴堂的精力也迟早会跟不上。

　　记者认为，充分发挥流动党支部社会管理功能的同时，应该明确它的管理边界。一些适合党支部书记出面协调的工作，应该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主管部门进行合理地引导。对于一些有着明确管理主体的问题，相关行政部门也不能推卸责任。只有对流动党支部功能作出清晰而明确的定位，才能确保这个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能在一个合理空间内，发展壮大并发挥作用。(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