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这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会议明确要求，全体党员要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是在六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来的。从中共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毛泽东提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明确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及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这一科学论断。毛泽东强调，“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曾有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纪律原则解决领导集体重大意见分歧的事例，这就是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期间的“打鼓新场风波”。1935年3月，长征途中，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于10日凌晨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多数领导人支持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从避免攻坚战的原则出发，坚决反对攻打。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散会后，毛泽东十分焦虑，连夜找周恩来（周恩来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详陈敌我现状，阐述攻打打鼓新场的危险，要他晚一点下发攻击令，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翌日，张闻天再次主持召开会议讨论此事，毛泽东和周恩来用事实说服了与会同志。于是，“中革军委”即又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央领导集体按照多数决策原则，做出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决定，充分体现了当时党内的民主氛围和严守“少数服从多数”纪律的原则性。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个别人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的严重事件。1935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拒绝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公然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严重地触犯了党内政治规矩的底线。抗战初期，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和错误主张。他的右倾错误在组织方面的表现主要是：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不执行中央指示。王明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不重视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政治局会议上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执行中央指示，拒绝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对全国抗战起指导作用的《论持久战》，不积极组织力量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部署，给党的工作造成重大损失。
鉴于张国焘不遵守党的纪律，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后果，鉴于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闹独立性、不执行党的决定，犯下右倾错误而给党的工作带来重大损失的教训，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即《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中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四个服从”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关于党内政治纪律的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对各级党委权力的形成与行使，以及领导成员与领导集体、领导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置，做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对于全党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到按程序和规矩办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第十九条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四个服从”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领导制度形成的显著标志。“四个服从”既反映了民主，又体现了集中，是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的基本准则。坚持“四个服从”，使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有力，确保了各项决策的有效执行。
（责任编辑：陈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