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丹誉

　　唐德宗元贞元年（785），德宗皇帝收到于阗国国王曜的国书。曜在国书中向唐德宗说明： “我哥哥名叫胜。当初，他把王国托付给我，现在我恳请重新立我哥哥胜的王子锐（在唐侨居）回国继承王位。”德宗皇帝就找到锐，授他检校光禄卿，让他回国继承王位。谁料到，锐却因来唐多年，已经乐不思蜀了。锐王子坚决回绝回国当国王的建议，并且说：我叔叔曜已经管理国家多年，深受全国臣民拥戴。而我在华夏的京城长安生活这么多年，已经不了解家乡故国的风土人情，我不能再回去了。”德宗皇帝深受感动，就封这位留恋唐朝竟然不回国继承王位的于阗国太子锐为“韶王咨议”。

　　其实，这种佳话早在初唐就已经广为流传。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二月，自古和中国没有通好的结骨国（回纥西北三千里古称坚昆，汉初属匈奴，魏晋自称结骨。）俟利发（国王）失钵屈阿栈归降并到长安朝拜唐太宗。太宗在天成殿设宴款待，就指着他对群臣说：“武德年间，我在长安城外渭水桥头连斩三个突厥大将的首级，自己认为那是很大功劳。今天这种人就在席间，众卿看到就不必害怕。”这位国王就请求太宗，给他封赏一个唐朝的官职，并且说：“我若能手执唐朝官员的笏板回到故国，实在是子孙万代的荣幸！”于是，太宗就授失钵屈阿栈为右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隶燕然都护。

　　史书记载结骨国“其国人皆长大，赤发绿睛，有黑发者以为不祥。”太宗当场向群臣解释，要大家“不以为怪”。显然这些“四夷之人”的确不同于中国人的种族。

　　外国人归服唐朝决不是纯粹为了功利，很大程度上对唐朝已经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仰。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数百名在唐朝当官和来唐朝贡的世界各国人，听到唐太宗李世民驾崩的噩耗，无不悲痛欲绝地大哭。许多人外国人竟然纷纷自残——有的剪掉自己头发（古人视发如命），有的用刀划伤自己脸，有的竟把自己的耳朵割掉，以至伤口流出的鲜血洒满地面……

　　等到将葬太宗入昭陵之后，阿那史社尔（突厥王族，处罗可汗次子，曾自封可汗，后归唐授左领军将军）、契芯何力（原本铁勒可汗，归唐授左领军将军）恳请自杀殉葬太宗。刚刚即位的唐高宗派出使者向他们宣谕太宗皇帝遗旨：不许殉葬。最后，就把这些曾被太宗生擒和制服的包括颉利在内的各国国王、各部落酋长共十四人，全部被雕刻成石像并在身上铭刻姓名、官职，排列在昭陵的北司马门内。以此成为唐朝一种皇帝的丧葬制度。

　　唐高宗之世，有70多个国家与唐保持友好往来。高宗驾崩，有11个国家派使臣前来参加葬礼。其中有61位外国国王参加高宗葬礼——乾陵会葬。就依照昭陵之制，为这61位国王刻立石像，背刻国籍、姓名、官职等文字，立于乾陵朱雀门两侧，史称“六十一宾王（蕃臣）像”。“宾王”本意就是宾服来朝的各国国王。这61人中，有的是西亚各国的特使和侨居长安的外国国王，如木俱罕国王斯勒、于阗王尉迟敬、石国王子石忽那、吐水罗王子特勒羯达健、右骁卫大将军兼波斯王族卑路斯、波斯大首领南昧竺等；还有来自民族地区的酋长首领：如吐蕃大酋长赞婆（699年归唐）等4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在唐朝为官多年。宾王像的形象各不相同，长相有的高鼻深目，有的络腮胡须；穿着各异，有的披发左衽，有的足蹬皮靴……他们在乾陵风雨中屹立千年，共同见证着大唐当日高度开放性和强大感召力。

　　同样，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夏天，当时全世界最高大的高层建筑——“大周万国颂德天枢”竣工，堪称奇观，一时万邦来朝，于是太后就把参加竣工庆典的百官和各国国王的姓名铭刻在天枢上以资纪念。

　　由此延袭成风，世界各国无论因公朝贡（出使），还是因私经商，皆仰慕大唐而侨居长安、洛阳等地，按惯例“胡客”（外国来唐人员）无论在唐做官、经商均由唐政府供养。代宗大历年间仅“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到了德宗贞元三年（787），生活在长安的“胡客”中已经拥有田产者竟多达4000多人，人数之众甚至让唐政府都供养不起了。胡客仅来唐朝贡（外交使团）者就令唐政府不堪重负。安史之乱之后，西域各国使团和安西、北庭进奏在长安者，因为河西陇右被吐蕃占领，而致归路断绝，人马全部要仰仗唐中央政府的鸿胪寺供给，其余费用均由唐地方政府供给，并从度支使衙门领取。遇到度支不按时发放时，这些外国人就闹事，以致严重扰乱了首都长安的社会稳定。宰相李泌深知：胡客（外国人）留长安时间长者达四十馀年，均娶妻生子，买田置宅，有的竟然做起生意，在长安生活得十分安逸竟不愿回国。于是，唐朝命官员调查，“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们集体到宰相府上访。宰相李泌说：“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可终身客死邪！”就这样，胡客还是没有一人愿意回国。李泌把这些外国人全部分配给神策两军（唐禁军的两支主力部队），“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馀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馀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由此，可见这4000多外国人全部留唐，并且绝大部分到唐中央政府和禁军任职。唐朝的包容胸怀可见一斑。

　　仅太宗、高宗两朝，胡客、蕃人（外国人）在唐朝任五品（中央六部的司长官、地方州最高长官）以上的就有百余人。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阿史那什钵苾、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麹智盛、诃黎布失毕、窟哥、可度者、突地稽、裴神符、白明达、尉迟乙僧、安胐汗、安附国父子、石万年……

　　更有甚者，胡客（蕃人）在唐朝任宰相者竟然司空见惯。《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记载:自唐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即白敏中)入拜相，次毕相诚、曹相确、罗相邵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新唐书》作“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

　　据此可见外国人在唐政府任高官现象全豹之一斑。至于任普通官员的现象可想而知。

　　外国人来唐不仅可以堂而皇之地当官，也能名正言顺地参加科举。在唐朝的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无论官费生还是私费生均可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试，中举业的新罗学生有58人。李同、崔致远等都考取了进士。

　　是唐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一项制度——“宾贡科”，特别照顾外国来唐的考生。所谓“宾贡科”，指进士科考生的特殊来源以及考试和录取的特殊方式。很多留学生考取了唐朝的“宾贡进士”，如新罗的崔志远和日本的阿倍仲麻吕。

　　大食（阿拉伯）商人后裔李彦升考中进士有明确记载：“大中初年（公元847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而当年唐朝中进士者仅二十二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外国人来唐，无论是出使、留学、科举、经商、当官，都能够获得成功，做文官可以位极人臣，武官可当宫廷卫士、将军、镇使，甚至还可以公开传教……方方面面，都表现出大唐制度的优越，强大的自信，也体现出大唐高度的开放，极度的包容，因此大唐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作者王丹誉，历史评论家，中央报刊历史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