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人类的早期历史、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大多是与河流联系在一起的。就像古埃及和巴比伦离不开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一样，中国的早期文明、中华民族的主体和中国的形成都离不开黄河。

　　但是，一条河流对一种文明、一个民族或民族群体、一个国家产生如此巨大而长远的影响，一条河流孕育了一种如此灿烂的文化、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那就只能数黄河了。

　　最近公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证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其中在黄河流域的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围墙围绕。这一时期，墓葬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而大型墓葬的随葬品达上百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钺。

　　位于洛阳东郊的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3700年左右，是夏代后期的都城。在该遗址的中部，发现了内有多座宫殿的宫城。在与此宫城仅一路之隔的另一个围墙围绕的区域内，发现了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生产的铜器非常精致，仅在较高等级的墓葬中随葬。表明这些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成为表明持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物——礼器。此时，中国的青铜文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黄河上游到下游，已经被考古学家发现并命名的有河南新郑的裴李岗文化、河南渑池的仰韶文化（包括西安的半坡遗址、临潼的姜寨遗址、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遗址）、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和半山—马厂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

　　早期文明如满天星斗，分布于中国各地，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都是重要的文明起源地，但黄河流域无疑最重要、最集中并最终成为主体，黄河流域不愧为中华文明的摇篮，黄河不愧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始终处于最发达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在人类的生产力还非常原始的条件下，自然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黄河流域的气温比现在偏高，原始环境没有受到破坏或干扰，因此大多数地方具有适宜人类生存和生产的条件：地势适中，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或接近水源但又足以躲避洪水，植被良好但不过于茂密，有足够的动植物供狩猎或采集，土地肥沃而疏松。而在黄河流域之外，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不乏如此乐土，却缺少大范围、成片的、拥有综合优势的区域。

　　夏朝统治的范围基本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商人在取代夏朝之前已经生活在黄河流域，以后的主要统治区也在此范围，晚期才扩展到淮河流域。周人发祥于关中平原，文王（姬昌）建丰邑（今西安沣水西岸）为都城，武王都镐（今西安市西），与丰相近。周武王灭商后，大规模分封诸侯，以后在其子成王初年又分封了一次，周族及其联盟的人口扩散到各地，周天子的统治区也随之扩大。但除了少数诸侯被封在淮河流域，其余的封地都在黄河流域。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雒邑（今河南洛阳），周人由关中平原向伊洛平原进行了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迁移。到公元前3世纪末，秦朝的疆域已经扩展到珠江流域、辽河流域，但直到公元13世纪中叶，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才离开黄河流域。

　　从周边向黄河流域的移民始终持续，特别是从北方、西北和东北方向。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丁零、突厥、回鹘、昭武九姓、高丽、百济、契丹、奚、女真、党项、回族、蒙古、满等，都有大量人口内迁，有的甚至最终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如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多数鲜卑上层家族定居于洛阳一带，都改了汉姓，此后就以河南洛阳为籍贯，死后也葬于洛阳。

　　与此同时，黄河儿女不断迁往四方，最多的是南迁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从战国后期、两汉之际、东汉末至三国、永嘉之乱至东晋、安史之乱至唐末，直到靖康之乱至南宋末，一次次大规模的南迁将华夏文明越传越广，越传越远，改变了中国的人口、经济、文化、民族的分布和结构。到了近代，黄河儿女又迁往东北、台湾和海外。

　　五千年的文明在黄河流域的大地上留下了无数城市聚落、宫阙陵墓、雄关长城、寺观塔窟、文物瑰宝、艺术珍品，也留下了寻常巷陌、普通民居、田地阡陌、百工作坊、道路津梁。它们有的经历风霜，巍然独存；有的已经凋零，已成废墟；有的高原陵谷，深藏地下。但先人的记忆永不磨灭，与山水同在，因后人的记忆而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