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艺术界提出了“四个坚持”的要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应该说，这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原则的进一步阐明，对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大有裨益。
“四个坚持”的内涵与逻辑关系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说，“四个坚持”的要求突出了新时代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文艺创作之优劣这样一个主题，进一步确立了文艺批评标准的价值性要求，从而有助于推进文艺批评的健康开展，并提高文艺批评自身的水平。
按照“四个坚持”的要求开展文艺批评，首先要理解并领会“四个坚持”本身的内涵：“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是对文艺与时代同行的要求，文艺要反映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精神，甚至挺立时代潮头，促进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之解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文艺创作宗旨的认定，这一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构建有益于人民的健康的精神世界；“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针对的是文艺创作的数量和质量之关系问题，克服对虚假繁荣的迷恋或误导；“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则是对文艺精品的价值界定，就是说新时代的文艺精品应该以“明德”为先，重在文艺对社会成员的道德修养功能，通过文艺来塑造新时代所需要的新人。
据此可以理出“四个坚持”的内在逻辑关系：文艺的发展必须引导而不是放任无为——符合文艺规律的引导首先是精品的示范作用——精品的第一要素由作品内含的、人民所需要的高尚道德情操决定——精品的外在特征则是与时代同步前行，做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我们应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艺术不仅满足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还要在世界文艺的百花园中绽放出中国新时代文艺所独有的中国色彩，为中国方案增添人文精神内涵。
精品决定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质性繁荣
“四个坚持”中，“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时代性而且迫切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实质性繁荣还是形式上繁荣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社会主义事业受到损伤，文艺亦然。1975年，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左倾路线在文艺领域的破坏性后果，他对当时文艺创作的状态提出了尖锐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问题在当时未能获得解决。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迎来全新的大变革，而文艺领域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文艺获得繁荣发展的历史事实，但同时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容易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呼吁思想解放，呼吁落实“双百”方针，清算左倾路线对文艺创作积极性的压抑时，那种摆脱社会责任，试图完全脱离社会主义文化轨道的倾向也悄悄滋长起来，无节制的、放任自流的文化欲望受到刺激。再加上一些客观的社会因素，如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中国社会多样化形态所产生的离心力，商业机制对文化领域的侵蚀等等，文艺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一判断准确地揭示出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即以数量繁荣掩盖质量贫乏的现象，看起来有点像百花齐放，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审美质量的作品非常有限。而且，在文艺批评异化乃至于缺席的情况下，那些外表华丽、无病呻吟，甚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的东西，还能够获得追捧，造成良莠不分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大力唤醒文艺界的精品意识，要让文艺创作从形式上的繁荣回归实质上的繁荣。有了精品，文艺的“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是有实绩的，而不是空洞的、形式的。这一拨乱反正，让人回想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幕：由于汉末以来的天下大乱，经学的统治受到动摇，从而有了六朝的文学自觉，获得解放的文学沿着审美化的道路疾行。对“纯文学”的追求，很快就演化为唯美至上的思潮，骈体文大肆泛滥，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整齐优美，文字上的华丽阴柔，此风一直影响到初唐。因此，陈子昂慨叹“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倡导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从陈子昂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都是对“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之纠正。
不为表面热闹所遮蔽，以精品为最高追求，体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抱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艺繁荣才足以影响文化史、乃至文明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如果说我们也要以“骨气端翔”论精品，那么，这种“骨气端翔”是远远超越古人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是与社会主义时代同步的，是以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民大众之伟大抱负为中心的，不只针对绮丽浮夸的文风而已。
“明德”为精品之第一要素
在呼唤精品的基础上，再提出“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也就意味着“明德”为精品之第一要素，当下文艺批评需要领会对这个第一要素地位的确认。
从结构理论上说，文艺作品是一个复杂而非单一的系统，非单一要素可以说明之。因此，不可以把文艺作品简单地看成是一套道德规范——它们之间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对文艺作品系统要素的分析，最基本的方法论还是哲学所言之内容与形式。具体到文艺作品来说，内容要素即人性的自我认识、自我构建、自我提升，也就是由人性的完善诉求所投射出来的东西——从自然物到社会生活以及人的命运。在其本质上，所谓人性的自我完善也即“明德”的要求——人性的完善程度与这种要求的逐渐实现程度是成正比的；而形式即审美形式，也就是能够将内容嵌入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如引人入胜的叙述、色彩、节奏、线条等等，构建出有别于现实生活的“陌生化”对象形式，从而使人获得特殊的精神快感，终将与人性提升的内容融为一体，使审美接受者的灵魂得以净化。
问题是，从发生过程上说，人性内容与审美形式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在审美形式阙如时去孤立获得人性的提升，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就涉及艺术的特性问题了。黑格尔在说到希尔特使用艺术“特性”一词时就说，“如果我们追问这种特性究竟是什么，我们就会看到它首先包含一种内容，例如某种情感，境界，事件，行动，个别人物；其次它包含表现内容的那种方式。‘特性’这个艺术原则所涉及的正是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它要求表现方式中一切个别因素都要有助于明确地显出内容，成为这表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黑格尔也是将艺术作品的要素分为“内容”及“表现内容的那种方式”（即形式），他一方面承认这二者是不可分的，但另一方面还明确区分出层次关系——“表现方式中一切个别因素都要有助于明确地显出内容”，就是说，在艺术作品中，更重要的还是对人性提升的功能，这一功能是依托于内容中的“明德”要求的。
黑格尔的理论堪称古典美学理论的精华，能够概括出文艺作品精品化、经典化的基本规律，在这一点上，中华美学精神也是能够予以印证的。孔子一方面主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但另一方面又把作品的道义性即“明德”要求提升到第一要素，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当然，中华美学精神对“明德”的重视还有其独特的中国文化背景，这就是钱穆先生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说，“西方人重权利，中国人重道义。故西方为人，在向外争独立平等与自由。中国人则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
钱穆先生列举诸葛亮、徐庶、岳飞三人之“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说他们“事业皆无成，而此三人之心，则长在后世人心中。人心有清有和，如伯夷、柳下惠，岂必以伊尹之任为心。中国文化传统之杰出于其他民族之上者乃在此，五千年来之永为一民族国家之长存而日大者亦在此。此之谓道义心，非功利心。”钱穆先生不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且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的确，自《诗经》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的“明德”诉求是鲜明存在的，清人贺贻孙《诗笺》云：“盛唐人者，有血痕无墨痕；今之学盛唐者，有墨痕无血痕。”所谓“血痕”者，当然是指诗之道义性存在，而且是刻骨铭心的，如杜诗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一境界，不是靠“墨痕”的华丽可以达到的。
钱穆先生以诸葛亮为“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之楷模，文学亦助长之。小说《三国演义》专章写诸葛亮赴东吴舌战群儒，取胜之道亦在“明德”高地。诸葛亮以道义至上为刘备的军事失利辩护，“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义也。”并以“儒有君子小人之别”表白心志，“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虽曰赋万言，亦何取哉！”
可以说，中华审美文化中的精品，无一不是体现“明德”要求的，相应地，那些在文化史上被大浪淘沙的人和作品——如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而遭淘汰的命运，那一定是失之于德的缺位。其实，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中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低俗泛滥的现象，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富强崛起的过程中，精神信仰失落已是一个大问题，妨碍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这当然需要以多方面的手段去解决。对文艺创作来说，唯有以“明德”为支撑的精品，方可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在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