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月，我随海军政治部工作组去万山群岛外伶仃岛，学习和总结万（山）虎（门）守备团建岛工作经验。
24日早6时由北京前门火车站乘车，经36个小时，25日晚7时到汉口。长江隔断了铁路，乘轮渡过江，晚11时换车继续向南，又经30多小时，27日早晨到达广州,全程3天3夜。一路上，我直觉得慢，叫人着急，人们想快，却快不了。这就是刚从旧中国脱胎出来，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历史氛围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如今，由北京去广州，高铁朝发夕至，中途也无须换乘，与当年66个小时比，几乎可说是瞬间到达。
6月29日下午，我们再由广州乘小火轮经西江，夜间航行12个小时，到达石岐，也就是今天的中山。正值海上早潮，潮水涌进西江，淹浸街道和码头。天刚亮，街上已经熙熙攘攘。茶楼里吃早茶的，谈生意的，喧哗热闹。妇女挑着菜担子沿街叫卖，她们穿着香云纱黑色围裙，胸前是白线绣的花草，越发显得“黑里俏”。街的两旁各有几栋新屋在建造，斧锛、拉锯声不绝于耳。生活节奏有紧有松，热烈红火。
从石岐到唐家湾团部还有五十里，没有公共汽车，我们分别搭坐在十几辆自行车的后座，由老乡蹬车在沙石公路上飞驰。工作组领队、海军组织部边疆部长也没有例外。老乡自豪地说：“大军同志，莫小看了我这‘二等’！过去，到唐家只有羊肠小路，木轮牛车。解放了，修了公路，有了自行车，进步了！”
唐家湾，一个不大的渔码头，有一条石街，几家鱼货铺，进出万山群岛都须经由此地。你绝想不到，这就是今天珠海市的起点。石街中间，倒是有几家渔栏主的大屋，高墙，深院，厅堂，天井，十分气派。团部驻扎在一处渔栏主的大屋里。走进团部，四处都是标语，字旁标有注音符号。部队正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边疆部长称赞说：“这样好，便于同志们随时随地识字、学文化。你们响应军委号召，闻风而动，向你们学习！”
20多天前，1952年6月1日，中央军委号召全军指战员“向文化大进军”。动员的力度很高，依据指战员普遍文化程度低的实际，目标却很实在，第一步扫除文盲，下一步就可使工农出身的同志粗通文字。当时不知道这是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后发出的指示。早在1950年8月1日，毛泽东曾专就开展文化教育亲自起草文件，要求“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上世纪80年代，我在海军档案馆查阅到，1952年11月21日，毛泽东批阅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关于部队学文化的来信原件，信中报告：“各地机关、岛屿部队文化学习是正常地向前发展，形成高潮。到年底可完全消灭文盲。”毛泽东高兴地用红铅笔在句旁画了一道粗线。刘道生继续报告说：“先提高了文化再来学技术是方便得多，进步快。一批文化水平低的同志均系从陆军调来的骨干，不提高他们就无法贯彻以工农为骨干、解放军为基础的建军路线，就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海军。”毛泽东又在句旁画了一道粗线。有多少国务紧要大事摆在毛泽东案头，他却专拣此件审阅，对工农战士命运的关注，跃然纸上。
此时的中国，首先要解决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美国纠集16个国家的大兵压境，要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但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节奏，适时开展文化建设，规模之大，全民动员，史无前例。具有何等远见，何等气魄！
7月1日中午，我们乘“先锋”艇去外伶仃岛。“先锋”艇是一艘木壳巡逻小艇，原只在珠江內河航行，人民海军成立后的第一个战役中，为“服从革命需要”，“先锋”艇作为出海作战的主力舰艇，为解放万山群岛，立下赫赫战功。
海茫茫，雾漫漫，一阵铃声响过，外伶仃岛从雾里“钻”了出来。
外伶仃，军用地图上的代号“二零零”，边陬小岛，由守备团第二连驻守。资料介绍：少有人烟，没有建筑物。应该只有茅寮、野战工事，但是，眼前却见整齐的码头、平直的沙石路、白色营房、圆形碉堡，远远超出我们想象。
上岛后，战士们引我们到冲凉房，说道：“外伶仃的‘自来水’，尽管用！”
暑天海上航行后，浑身汗湿发粘，有淡水冲凉，没有什么比这更惬意的了，在四面是咸苦海水的小岛，几可说是奢侈享受！战士们把长长的竹子辟成两半，一节一节联起来，从山上引来泉水，长流不断。
三幢营房坐落在万绿丛中，四面通风，不算宽敞，但凉爽舒适。连长是“四野”的老兵，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用脚板丈量过大半个中国。他笑着说：“我们过去是‘灶王爷贴在腿肚子上——人走家搬’，海军可是修了庙才能够进菩萨，在海上保障战斗力，就要有阵地，有住处，有给养。”
营房，阵地，“自来水”，是他们披荆斩棘的最好诠释。
工作组和战士们同吃同住半个月，边疆部长作了《岛屿工作研究》总结，结束了调查研究，离开外伶仃。我留下来帮助连队进行文化教育，分配在一排三班。头几天夜晚，轮到我站岗，班长王兴业总是“带岗”，其实，他只是为陪护我。他向我说：“南下行军途中，走在前面的同志背包上挂着生字片，我一路走，一路学。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好歹认识了自己的名字。我本来被挑去学飞行的，可惜，文化程度太低，刷下来了！”
他有点羞涩地说：“我老家在黑龙江呼兰河。我娘死得早，我13岁给人扛活，当‘半拉子’，只挣一半工钱。共产党来了，穷棒子翻身了，分地了，娶媳妇了，心里奔着‘三十亩地一头牛，媳妇儿子热炕头’，可是保卫翻身果实打老蒋也不容含糊啊，炕头还没有捂热就参军了，从冰天雪地走到‘三个蚊子一盘菜’的南国海岛。我得赶紧学会写信，把只能就着耳朵根子给媳妇说的话写给她。”我笑着说：“我包你一个星期就能够写信。你媳妇都等急了！”他满心欢喜地说：“嗯哪，那敢情好。”
我想起了30年代作家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鲁迅先生说那是写出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眼前这个汉子，不就是中国农民命运的缩影吗？
王兴业还说：“班里同志都想识字学文化，又担心学不会，信心不足。好比‘老牛掉在井里，有劲没处使’。你得帮他们把积极性调动起来。”
战士郭仁华，大军南下时参军的农民，班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什么工作都抢着干，只是一听学文化就打怵，推脱说：“我脑子笨，学不会。我家祖辈子都没有读过书，笔杆子在我手里不听使唤，我宁愿抡镐头，也不拿笔头！”
战士梁双，广东兵，新参军，嚷嚷说：“我哋（们）乡下人去外面‘捞世界’，做小生意，卖劳力，费劲巴拉，不认字，不会算账，尽吃亏。识了字，就不会受欺负了！”
祁建华创造的学习方法，以注音符号为拐棍，帮助人们在很短时间里认识了几百个汉字。过去，儿童启蒙学习，要求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强识字，正读音，由熟读到理解。祁建华的方法发扬了这一传统。我在教学实践中，还发现战士们很难记住单字，但是，如果两个或几个单字组成一个词组，或组成一句话，就能记住了。这是成人和儿童学习的区别。战士们学会识字了，急于给亲人写信，却无从下笔，着急地问：“怎么写呀？”我告诉说：“你想说什么话就怎么写。”于是，“写话”一通百通。战士们欢天喜地地说：“我第二次翻身解放了！”
前沿海岛不安宁，外伶仃岛距离香港仅6000米，窃据香港的英国当局，每天都派飞机窜来低空侦察、挑衅。二连仅有几门山炮、一挺高射机枪，是二战时美国造的过时装备，自然是“运输大队长”蒋介石送来的。战士们只能靠常备不懈弥补不足。一有警报，不得不放下书本跑阵地，正在进行的文化课常常被打断。
7月25日晚8时，从澳门方向传来炮声，澳门与外伶仃咫尺之间，连队立即进入突发事件戒备。先是晚6时10分，窃据澳门的葡萄牙的哨兵，把边界关闸与我军哨兵之间的拒马向我方推移，我哨兵严辞劝止，不听，反拥来9名雇佣兵，越过边界线将拒马更向前移，还持枪刺伤我哨兵手指。我哨兵还击。葡军竟于晚8时向我拱北境内开炮。
当时华南解放时，中国政府决定对港、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以利于冲破美国封锁。现在，事发突然，是个别偶发事件，毛泽东指示“大国从严，小国从宽，对葡萄牙可以宽大处理。”葡澳当局请澳门的中国爱国人士斡旋，设在中山县的边防第五局接待了他们。但葡萄牙人竟于28、29、30日连续挑衅，向拱北开炮。8月2日，边防五局奉命关闸封锁，断绝对澳门的供应。葡澳当局陷于惶恐。
我们在外伶仃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王兴业愤慨地说：“葡萄牙人是‘瘦驴拉硬屎’，不知道今日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殖民主义者只认得拳头，只有把他打趴下才会晓得‘马王爷长几只眼’！”
8月23日下午，葡澳当局终于派经济局长为代表到中国边防五局递交道歉书，表示赔偿中方损失，葡澳哨兵退至关闸拱门以内。
无独有偶，9月24日夜，从香港驶往澳门的客轮违规越过航线，为规避中国公安人员检查，加速逃逸。中南军区海军“Y-2”扫雷舰开枪示警，命令它停船，将船带至垃圾尾岛海面检查，查获一名伪造人民币的罪犯。25日清晨，港英两艘军舰偷偷摸摸侵入垃圾尾海域，夹护客轮逃走。垃圾尾守军给予惩罚性炮击。第二天，香港报纸抵赖说，英国军舰并无侵略意图，只为掩护客轮离开，遭到垃圾尾中共军队4发炮弹轰击，3发击中军舰甲板。
这些事件虽属偶然，却是外部敌对势力仇视新中国的必然。蒋介石集团也趁势作乱。珠江口“六门”海面，历来海匪猖獗，匪首号称“大天二”，自诩上天第一，他第二。国民党特务与之相勾结，成为政治性海匪，以香港、澳门为渊薮，时时袭扰渔民和商旅。一天，得到渔民报警，王兴业带领三班借老乡的渔船追击，海匪驾驶机帆船迅速逃进香港海面，依靠摇橹的渔船追赶不及。王兴业气愤地向我说：“我原想，仗打完了，就回去经营那‘三十亩地一头牛’，可英国人、葡萄牙人就矗在跟前，台湾还有蒋介石，‘大天二’还在海上，这仗还没有打完！你帮我写个报告，要求上级发给机器船，一定要剿灭‘大天二’！”
我说：“你会写了，自己写呀！”
“怎么写呀？”
“把你刚才说的话写出来就是了。”
王兴业用多半天时间，写出了报告。
战士们就是在这种频繁战斗中，坚持文化学习。战士们琅琅的读书声，让附近的老乡坐不住了，纷纷争先恐后参加识字学习。识字运动由军队推及到全民，当年就有5000万人脱离文盲状态，其深远意义，自不待说。毛泽东称赞祁建华是“名副其实的识字专家”，刘少奇称赞他是“当代仓颉”。经毛泽东举荐，祁建华从一个普通文化教员，被任命为以郭沫若为主任的中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他的榜样激励我们向工农大众传递文化，奉献人民。1957年以后，祁建华受到不公正对待，在极端艰难困顿中，仍然依照毛泽东“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意见，针对流行的拼音方案的不足和缺陷，研究出“拼音新案”，并在身边群众中试验，证明了它的优越性，只是没有能够推广。经历炼狱般的磨砺，祁建华越显新中国知识分子不改初心的赤子之忱和颠仆不蹶的坚强。
我在外伶仃3个多月，战士们从叫我“杨文教”，到给我起了个诨名，直呼“羊羔子”。后来，我又转去更前沿的担杆岛和垃圾尾岛、娘鞋岛帮助战士和渔民学文化。离开外伶仃时，梁双和几个广东战士连夜捉了一条蛇，做了一锅蛇肉粥“犒劳”我，为我送行，还把整条蛇皮翻转来穿在竹竿上晾干，送给我作纪念，我至今保存着。二连的同志集体为我请功。我既高兴，又惶恐。我回到北京后，写了篇通讯《在海岛上》，海军文化部李林副部长推荐给《新观察》杂志，主编打电话约我去编辑部，详细询问海岛战士的文化学习和生活，在《新观察》（那时是半月刊）刊载了那篇通讯。对新中国初期那场文化建设，从毛泽东到普通知识分子，无不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尽其所能，竭力而为。
以后许多年，我和王兴业、郭仁华、梁双一直互通书信。王兴业告诉我，他被保送海军速成中学，又进了军事技术学校，彻底放弃了“三十亩地一头牛”，成了海岸炮兵军官；郭仁华复员，回到荆州老家，带头办起了农业合作社；梁双也复员了，真的从商“捞世界”了，为国家贸易去世界市场打拼。他们都实现了华丽转身，他们命运的改变，从识字开始，从新中国那场“向文化大进军”开始。历史学家叙述新中国历史时，对于那场识字运动无论怎么估价都是不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