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树增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曾就建立联合政府举行重庆谈判。作为二战时中国战区的军事统帅，蒋介石已在国际社会树立起率领国民抵抗侵略的形象，没有人质疑他在中国的抗战领袖地位。他拥有的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达到空前规模的430多万，盟军援助中国抗战的所有优质武器都在国民党军手中。此时，经过抗战后期的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空前统一，但是共产党人的“财产”清单还是相形见绌的：全部正规军即使算上刚在东北发展的几万人，总计127万，其中不少部队算不上正规军，属于民兵性质，武器依旧是土制枪支和大刀长矛；即使属于正规军的主力部队，轻武器十分简陋，重武器严重匮乏。而且，共产党武装是一支完全彻底的陆军部队，没有一艘军舰和一架战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解放战争的结局？

　　解放战争中的力量变迁

　　从政治层面分析，战争尚未爆发前，国民党政权的执政基础已濒临崩溃。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成为国民党政权所构建的官僚阶层重新掌权的核心内容。“接收”至少包括两方面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开赴战争中曾经的沦陷区以及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而经济上的“接收”比军事行动更刻不容缓，小到汽车、古董、房产，大到金库、矿山、厂房，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谁先贴上封条或抢到手里就是谁的。于是来自政府、军队、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纷纷冒出，最终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接收”机构，空前的资财侵占和侵吞由此开始——正如曾任国民党上海市长的吴国桢所说，“接收”成了抢夺战利品的一场混战，所有政府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了没有中央监督的接收敌方财产的权力，他们的行为犹如对人民的侵略。本属于国家的财富流入私囊，官僚阶层与他庇护的资本阶层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和享受者；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不占有土地，生存基础十分脆弱，城镇人口则因生产不能恢复、物价迅速上涨而民不聊生。以至于连蒋介石都要质问他的军政长官：“收复之后，腐败堕落，不知自爱至此，其何以对地方之人民，更将何以对阵亡之先烈？”

　　侵占国家资财、勾结不法商人、垄断市场贸易、武装走私贩私，以至国民党政权从政府高官到军队将领无一不是富豪显贵。即使在战争进程中，保护私产也被置于军事行动之上。1948年11月初，蒋介石命令位于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向徐州撤退。因为华东野战军近在咫尺，本是极端秘密的军事行动，可国民党军队尚未动身，海州的商人就找上门来要求随军撤退。原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已提前把放弃海州的机密泄露给了在生意上有联系的富商。对此，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感叹道：“刘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

　　抗战期间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于1946年7月受杜鲁门总统委托再次来到中国考察，为美国政府是否继续援助国民党政权提供决策依据。魏德迈离开中国前于南京的演讲让国民党高官目瞪口呆：“……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官员作出评语：“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战争临近尾声时，另一个美国人，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给华盛顿写出一份报告，分析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混乱外，巴大维触摸到了中国自封建帝制建立后便逐渐生成并由国民党政权继承发展的弊端：“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在国民政府所有的组织机构中，充斥着中国人特有的家庭、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裙带关系。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决不会仅仅因为是该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获得一个要职，他必须得有后台。从举不胜举的例子里不难看出，这总后台便是委员长本人。他给他在军队中的老关系以足够的支持和信赖，使得他们稳居要职，不管他们称职不称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便是在与共产党作战中暴露无遗的荒谬战略和错误战术。”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内涵，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共产党军队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没有哪个人有田产、商铺或存款，没有哪个人把发家致富视为人生目标。干部和战士的军装是一样的，生活状态也是一样的，衣服上的补丁都一样多。所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为这片国土上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人民的翻身解放不惜牺牲生命。解放战争中干部的伤亡数量很大，而整理他们的遗物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因为他们的私人财产往往只有一支钢笔、一支烟袋锅和几件军装。

　　华东野战军一位名叫鲁锐的营长牺牲后，所有的财产都在他军上衣的两只口袋里：右边是一支小烟袋和一个烟荷包；左边是他用硬纸做的一副扑克牌，上面的红桃、方块、黑桃和梅花都是他用红薯刻成的字模印出的，与扑克牌在一起的还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下的最后几行字是：“我是淮海人，在这次伟大的淮海战役中，我要率部队打先锋，不惜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淮海战役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总指挥部，就设在战场上敌我交错的危险地带，拿邓小平的话讲，为了夺取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他准备和官兵们一起“烧蒲草”——中原地区的百姓有个习俗，人死后要把他生前睡过的蒲草在野地里烧掉——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与十几万即将迎着炮火走向战场的官兵一样，随时准备牺牲！

　　解放战争中的真正力量

　　战争是人的行为，最终是人的精神较量而非仅仅是物质对抗。所以说，尽管在战争爆发之际共产党军队并不具有军事优势，但政治优势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民心所向为战争胜利聚集起摧枯拉朽的力量。

　　蒋介石承认国民党军士气低落是导致一系列作战行动失败的原因之一：“现在前方有些士兵没有饭吃，只能以小米充饥，衣不蔽体，鞋袜俱无，尤其是伤病的士兵，缺乏担架，缺乏医药，许多长官不加过问，听其自生自灭，痛苦非凡！这种情况，怎么能使士兵信仰长官？怎么能使他们见危授命，赴汤蹈火？……”蒋介石认为不关心士兵并不是问题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军官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我体察一般高级干部的情绪，大多数对于革命前途信心丧失，心理动摇，以为本党的地位，真是岌岌不可终日……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的观念完全消失……”更让蒋介石痛心的“有史以来所未有的奇耻大辱”是，那些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抗战、将他尊称为校长的前线将领也多有被俘而不是“成仁”。

　　辽沈战役俘虏国民党正规军305600人，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甄别，解放军干脆在旷野中用树干搭起一座门，名为“解放门”，愿意参加解放军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只要从门下走过就算是被解放了，立即成为战友受到欢迎继而投身于人民解放的事业中去。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作战伤亡很大，但是解放军的总兵力却能迅速扩大。在解放战争中，以军、师规模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部队，经过政治教育和意志磨炼，大部分进入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成为解放军的强大力量。

　　其实，为共同的政治理想而作战的解放军官兵，绝大多数是翻身农民的子弟。他们参军的时候，父母的嘱咐也许只有一句话，跟着咱们的队伍，保卫分得的土地。普通士兵中很多人并没有“主义”的概念，他们只知道跟着共产党就能过上好日子，就能铲除世间最让他们痛恨的不公，就能让世代受压迫的穷苦人当家作主。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的后勤补给，除了依靠脆弱的铁路运输之外，到战争的后期基本上是依靠空投，这种耗费巨大财力的补给行为效果甚微。而在同一个战场上，共产党军队却能享受到在当时世界上任何军队都不曾享有的最强大的补给支持，以至于这支军队可以没有自己的后勤运输部。1948年10月，东北野战军十纵在黑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3天之内战场周围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冒着炮火往返阵地900多次，送上去的干粮达2000多斤，战后统计仅下湾村牺牲的百姓就有400多人，他们和那些牺牲在阵地上的解放军官兵葬在了一起。整个淮海战役，近60万作战官兵的身后是500万支前百姓，战场上的每一颗子弹、每一发炮弹、每一粒粮食都来自百姓日夜不断的运送；而所有的作战官兵都知道，一旦他们负伤乃至牺牲，百姓会将他们转运下战场，把自家的被子盖在他们身上。

　　1946年，当外国记者问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否取胜时，毛泽东同志在回答中甚至连“军队”这两个字都没有提到，他只是说：“那就要看我们的土地改革工作完成得好不好。蒋介石肯定要失败，因为他反对农民的土地要求，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一定会胜利。”因为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是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

　　就在国民党的军政高官忙着进城“接收”财产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历史事实也证明，共产党人自东北地区开始的大规模土改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作用。正像毛泽东同志说的：“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革命，忘记了农民，就是你做一百万件事情，也没有用处，因为没有力量。”1947年，共产党军队的攻击目标对准了山西运城，晋冀鲁豫军区八纵和二纵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不断发起强攻打援，而运城周边的百姓负责运送粮食、转运伤员，当听说攻城部队需要木料时，家家户户都把门板卸下来送上战场。战后统计，百姓前后送来的门板竟有17万块！门板没有了，还叫家吗？但是，百姓心甘情愿！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期间，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过一封劝降信，其内容几乎可以解释解放战争的政治和军事内涵：“国民党军第12兵团司令官黄维将军及黄将军所属全兵团官长士兵们：我们和你们都是中国人。你我两军现在在打仗。我们包围了你们……打仗的胜败，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心。我们的士兵都想打，你们的士兵都不想打，你们将军们知道吗？……替国民党贪官污吏打仗有什么意思呢？你们流血流汗，他们升官发财。你们送命，他们享福。快快觉悟过来罢。我们都是一家人。打内战，打共产党，杀人民，这个主意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定下的，不是你们多数人愿意的，你们多数人是被迫打仗的。既然如此，还打什么呢？快快放下武器罢！”毛泽东同志的话洞察了军事行为中的作战双方的基本心态，不同的作战心态决定了谁可以顽强果敢血战到底，而军事上的心态只能来自于坚信政治上的正义，即民心所向。

　　民心所向是什么？

　　是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公平正义永远是百姓衡量政权合理与否的基本尺度。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恰恰代表了公平正义。因此，共产党人提出的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诉求，得到了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的认可和拥护。

　　人民心里有杆秤。

　　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几十万官兵，在战争中前赴后继支前的上千万百姓，为了梦想中的新中国，他们情愿走向战场，情愿冲锋陷阵，哪怕粉身碎骨！

　　新中国是什么样子？

　　一位共产党军队的将领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说：“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筑起一个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

（责任编辑：翁淮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