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千年难题 凸显治理优势
——专家学者纵论新中国脱贫奔小康宏伟进程
话题缘起：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中华民族千年来“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憧憬将变为现实，绝对贫困这个困扰中华民族的“千年难题”将历史性地划上句号。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那么，我们党是怎样带领人民破解这个千年难题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又是如何带领人民向贫困开战的？70多年来反贫困的“中国之治”如何体现治理优势？我们特邀有关专家就此进行探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在哪里
主持人：在本世纪初我国已经总体实现小康，但这一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难点问题是什么？
辛鸣：总体实现小康之后，虽然经过随后的发展，低水平问题有了根本性改变，但是不全面、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在较高发展水平的映衬下显得反差更大。如果我们在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上完成了目标，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没有解决，短板依然存在，就不能算真正实现了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更重要的是“全面”。越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的建设越要在“全面”上下功夫。
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不能只是经济上的小康，而是“五位一体”全面进步。要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如果经济社会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如果人民群众在吃饱穿暖后却发现喝不上干净的水呼吸不上清洁的空气，如果国家治理水平、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的短板不能及时有效补上，经济上达到的小康也只会昙花一现。
全面小康，覆盖的人口要全面，不能只是一部分人小康起来，而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先富带后富要体现在后来者实实在在的生活境况改善上，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更不能让贫困人口通过统计数字“被小康”。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打好脱贫攻坚战的道理所在。
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不能只是东部小康、城市小康，而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全面小康的进程是不同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正向反哺的发展过程，而不能是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惯性拉大的反向汲取的发展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要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如果小康社会的建设成果不能让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发展速度再快、统计报表再漂亮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全面小康就不是货真价实的小康。
当然，全面小康不是也不可能是“同一水平小康”。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发展差距较大，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要求全国各地都绝对地“齐步走”，同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不现实，要求14亿人都达到同样的收入水平，过上同样的生活更不现实。更何况城乡区域之间生活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很不一样，光看收入水平也不见得全面反映真实情况。一定要辩证地看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硬仗，没有全面脱贫就没有全面小康
主持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在今年重点经济工作中，被列为三大攻坚战的首要任务。请您谈谈决战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的关系。
齐卫平：众所周知，经济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始条件，长期以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诉求。改革开放历史抉择把中国人民引上了富裕之路，老百姓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群众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14亿多人口以及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国情下，完全解决贫困问题必然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尤其是一些偏僻农村、边缘地区扶贫帮困难度很大。决战脱贫攻坚成为决胜全面小康的硬仗，没有全面脱贫就没有全面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目标任务：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是为决胜全面小康部署的攻坚战役，党中央不断采取精准扶贫的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今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我国脱贫攻坚的成就不仅使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而且也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扶贫经历了哪些阶段
主持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事业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可否请您介绍一下？
雷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扶贫工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来说，可以分为八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救济式扶贫（1949—1979年）。救济式扶贫被形象地描述为输血式扶贫，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财政为支撑，以财政补贴、实物救济为主要手段的政策体系。赈济灾荒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一种延续。1949年苏北、皖北、山东等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水灾，据统计，在5年抗灾时间内，受灾农民从各级政府获得的救济经费将近10亿元；直至改革开放，救济农村贫困户的拨款高达22亿元。除此之外，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以无偿发放或低息、无息贷款的形式向农村贫困户发放大量生产和生活资料。1963—1970年，中国农业银行每年向生活、生产困难的贫下中农户发放专项贷款5000万元。
第二阶段是以工代赈式扶贫（1979—1985年）。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往往被研究者形容为“体制性改革扶贫阶段”，即通过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获得扶贫成效。农村土地制度实现了人民公社制度到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转变，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农村的生产带来了新鲜气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农民通过出售富余农产品和劳动能力换取额外的收入。但就狭义的直接扶贫而言，80年代的扶贫工作显现出由无偿救济为主到帮助生产为主、无偿救济为辅的转型特征。提供信贷资金、实施以工代赈、扩大就业机会等成为了扶助贫困农户的重要手段。
第三阶段是以县为中心区域式扶贫（1986—1993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开展不仅带来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的迅猛增长，也造成了地区、个体间在收入、能力、生活水平、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巨大差距。扶助一些发展缓慢的地区和部分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个体成为当务之急。1986年6月，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今后贫困地区的开发工作和政策制定有了统筹和协调的领头单位，也标志着以开发式扶贫为方针的专项扶贫的开始。同年，扶贫工作被列入“七五”计划。从计划、组织、规模而论，1986年开始了我国开发式扶贫工作的全新阶段。就在这一年，“贫困县”的概念开始出现。
第四阶段是八七扶贫攻坚（1993—2000年）。为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1994年4月15日政府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八七攻坚”的名称直接显现了中国反贫困的坚定决心和宏伟雄心：“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同年，中央决定将县设为脱贫工作的基本单位，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不仅设立了1992年人均纯收入400元的入选标准，而且设立了700元的强制退出标准。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资料，1997—2001年间，国定贫困县累计扶持农户3073万户，扶持人口12469万人次。以年均脱贫人口而论，1997—1999年达到了扶贫攻坚的一次高潮。
第五阶段是整村推进式扶贫（2001—2010年）。整村推进是甘肃省率先提出的新形势下的扶贫方式，是以区域贫困为核心问题的扶贫新思路的探索。其主要特征为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整合领导力量、工作力量、扶贫资金等单位内扶贫资源，进行扶贫综合开发。主要工作内容不仅包括传统扶贫工作的改善基础建设、稳定解决温饱问题，还创造性地纳入了能力建设、民主建设、管理水平等社会性因素。
第六阶段是集中连片特困区式扶贫（2011—2013年）。2011年4月审议通过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以下简称《纲要》）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我国扶贫开发整体上已经从解决温饱进入“两不愁三保障”的新阶段。绝对贫困的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缩小发展差距、调节收入不平等、提高发展能力成为了急需解决的问题。过去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片区到县，由县再到村的扶贫单位变迁，《纲要》的提出再一次将片区作为扶贫的主战场，也是针对区域发展差异格局的政策性调整。集中连片贫困区多数是老区、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是其共同特征。以片区为组织的扶贫攻坚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支持，跨省合作协同发展。
第七阶段是精准扶贫（2013—2017年）。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扶贫攻坚战的全面打响。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视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成为主旋律。此后，精准扶贫的概念不断深化、细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精准扶贫在内容上主要涉及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四大方面。这四个方面并不是相互割裂、平行的，它们彼此勾连，勾画了精准扶贫的全过程。其中，精准识别是基本前提，精准帮扶是政策核心及主要举措，精准管理是重要保障，精准考核是提升成效的重要手段。
第八阶段是深度扶贫（2017年至今）。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省太原市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讲话围绕着深度贫困的中心议题展开。他点明，深度贫困是现阶段扶贫攻坚的重难点。他总结了深度贫困地区的普遍特征，分析了深度贫困的多维成因。在谈及社会发育滞后、生态环境脆弱等深度贫困成因之余，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要对因病致贫问题给予特别关注，即关注系统问题之外的个人问题。十九大报告着重强调，要集中力量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确保脱贫目标的实现。
新中国取得的社会民生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
主持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断努力，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李培林：第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至20多美元，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中期水平。从1949年到1978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到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90美元。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01年，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2008年，突破3000多美元；2015年，达到8000美元；2019年，达到约10000美元。我国从总体上进入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第二，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城镇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一方面，我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已经由原来的农业和农民大国逐步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大国，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目前，我国的城市数量达到近700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00多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48个，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13个；另外，还有18000个小城镇。2018年，我国大陆有15个城市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第三，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发生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结构的特征和类型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由最初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类型，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类型，再转变到目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类型。
促使我国人口转型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得到控制，人口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5%提高到2018年的50%以上，有专门技能人才的比例以及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都大幅度提高。1949年，由于战乱、贫穷和疫病等原因，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40岁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提高到68岁；2018年，则进一步提高到77岁，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四，反贫困取得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致力于开展减少贫困的工作，在低水平上保障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使大多数人免于饥馑，全国根本性的贫困问题得到缓解，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发展道路上的一些波折和失误，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我国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庞大的10亿多人口中，我国当时84%的人每天的生活费，尚达不到每人每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进反贫困事业。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第五，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在城镇国有部门逐步建立起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但由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小，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较弱，而且抚恤救济标准长期不变。改革开放以来，针对当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从1984年开始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探索。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项决定系统地提出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和框架，即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及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2006年，我国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农民2600多年来种粮纳税的制度；而同年提出的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则结束了中国千百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还提出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社会安全网体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里程碑意义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1月份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指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中具有怎样的意义？
辛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国现代化站上了新起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随着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提高，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迈出了坚实步伐；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方面有了巨大提升，等等。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中国现代化的内涵可以更加丰富，标准可以不断提高。20世纪末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党的十九大，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时间没有变，现代化的标准却在提高。首先是把“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第一步走的目标提前到了2035年，到2050年的第二步走的目标则提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从“现代化国家”提升为“现代化强国”，而且现代化的内容也更加全面，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后又加上了“美丽”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拓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几十年来的小康社会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背景下、在发展中国家的起点上，通过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走出的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前所未有的伟大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社会整体走向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彰显治理优势
主持人：世界各国都有自己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大致可分为三类：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和混合类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了一条怎样的道路，体现出我国的治理优势？
辛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历史长河中永葆生机、勇立潮头，必须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步伐，走向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人民迅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旨在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设想和推进的小康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所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也是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安排。
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出一条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彰显出我国的治理优势，这一优势鲜明体现在中国制度科学管用上，中国制度具有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逻辑。合实际，是指中国制度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国情实际和时代实际；合规律，是指中国制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制度发展规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发挥优势和潜力；合目的，是指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现代化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间正道。
（主持人：肖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