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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层干部为什么怕被“网红”?
    发表时间:2019-11-07 来源:办公室主任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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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基层出现的新鲜事物不少。

      有的在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中,事办得出挑;有的创新能力强,自我加压——这里打造出一个田园综合体,那里布局了一个社区更新项目……不少基层探索的经验,成了被宣传典型,甚至成了远近慕名而来参观学习的“网红”。

      信息时代,借助网络媒体一夜蹿红不是坏事,然而,基层干部却普遍害怕“被网红”,唯恐“躲之不及”。这其中,蕴含着既想当“网红”出名、又怕当“网红”出事的“网红困局”,还叠加着基层干部“既想干事、又怕出事”,“因怕出事而不敢干事”的心理困境。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性剖析这种现象?

     

      关注=责任

      对基层干部来说,越被关注,其任务压力就可能越重、责任就可能越大,这背后蕴含着基层治理的逻辑。基层干部(包括村两委干部)处于工作第一线,是各种公共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接受的绝大多数任务和工程项目,都是上级政府和部门“分派”下来的,是必须坚决执行和保证完成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多少“选择权”。

      在当前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任务繁重”,市、县政府为了尽快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一般以“项目任务清单”形式将各项乡村发展和治理任务“分解下派”到基层政府。同时,为了尽快“出政绩”“出典型”“出经验”,上级政府往往把比较“艰巨的任务”分派给“精明强干”的基层政府和干部。这便是基层普遍存在的“鞭打快牛”现象:越能干、越被领导关注,越被领导关注、任务工作越重、责任越大。这种情况可能对基层干部的未来晋升有好处,但日常工作中,基层干部承受着越来越“不堪其负”的任务压力。加之“运动式集中整治”的工作方式,如环境整治、综治维稳、扫黑除恶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既定的“任务项目”,更使基层干部感到“压力山大”。

      一旦成为“网红村落”,可能会被要求进一步建设好“网红党建基地”“网红农民夜校”“网红文化礼堂”“网红环保样板”等等,随之而来的党建责任、夜校责任、礼堂责任、环保责任,也相应由基层干部承担。当然,各种任务和项目,若能顺利完成或圆满推进则好,但实际上事情越多,越有可能出现“纰漏”,一旦任何一项任务出现“问题”,上级追查责任的“板子”会随之打到基层“第一责任人”头上。而对于基层干部而言,之前的一切工作业绩或其他任务做得再好都可能被“一票否决掉”。这便是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多事不如少事、干事不如不干事”保守心理形成的基本机制,这在基层干部普遍“怕被网红”的现象中也能得以佐证。

     

      关注=监督

      顺着基层治理的逻辑链条(任务书—责任状—检查监督—考核追责)能够发现,有的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一旦把各种项目和任务分解、分配到基层,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不断的检查监督,一来可以表现自己部门的工作“给力”,二来一旦发现问题可以尽快给自己“免责”。这便是一些上级政府和部门,越来越趋向于不断对其管理下的基层工作“加强监督”的根源。

      这就导致基层乡镇政府长期“疲于接待检查”,除了大量的填表、做数据和台账、拍照留痕以外,基层乡镇政府也必须“应付”没完没了的“各路检查”。2019年是 “基层减负年”,然而笔者在各地调研中发现,有的基层政府的任务和责任、填表和检查并没有减少多少,只是以“合并同类项”方式隐蔽地潜藏下来。这便是基层干部不愿在“工作责任”以外,再增加各种“接待检查责任”的原因。

      也就是说,一旦单位或村落“被网红”,随着各种任务的增多、项目的增加、责任的增大,各级各类的“项目检查监督”也会随之增多。精准扶贫检查、美丽乡村检查、垃圾处理检查、环境整治检查、基层党建检查、文化礼堂检查、扫黑除恶检查、信访维稳检查等等,随着 “网红知名度”的提升,各种检查也会“蜂拥而来”。同时,随着 “被网红”,各种“全程式”的跟踪和报道随之而来,除组织性、制度性的“检查监督”剧增外,非组织性、非正式性的“群众监督”也骤然剧增。

     

      如何破除基层干部“因怕出事而不敢干事”的心理困境?

      在“压力型体制”责任传导机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往往是任务的最终承担者或“第一责任人”。其承担的任务越重,责任越大、受到的监督越多,被追责的风险也越高。这也是部分基层干部趋于“保守” “不敢作为” “不敢担当”的重要原因。对此,中央一再强调要激励基层干部担当创新、落实容错纠错机制。

      笔者在全国各地调研中发现,容错纠错机制在个别地方落实情况仍不理想,多停留于文件和口头上,难以有效激励基层干部担当创新的主动性。这便是在基层治理中普遍存在的“多干事不如少干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部心态,“少干事、不出事,也就不承担风险”的风险规避心理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种风险规避心理的普遍性、隐蔽性,甚至蔓延性、传染性,导致基层干部的“庸政懒政”痼疾长期很难根治。

      对于此类治理困境,绝非下发一两个文件、喊几句口号所能解决,也绝非归因个别干部的作风素质问题所能解释。这就需要通过深刻全面的制度性体制机制改革,从根本上加以逐渐消除。

      一是应改变基层髙压式、运动式的治理模式,真正落实依法治国的各项举措。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充分赋予各级政府自主创新的权限,充分调动各级政府担当作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二是从法规上明确县级、乡镇级、村级组织的权力和责任,同时遏制不断蔓延的村级组织行政化、官僚化的趋势,更好地发挥基层村民自治的作用。

      三是改变基层政府的“全包政府”运行趋向。基层政府不可能是“全能政府”,也不是“全包政府”,应从制度机制上开拓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个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和路径,形成党委、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群众团体和公民个体,多元协同治理的基层治理现代化格局。

      四是真正落实基层减负减压和容错纠错机制,从制度机制上信任广大基层干部,改变多重多样的“事前监督”为“事后监督”,用广大基层群众的“民主监督”替代体制内空转的各式“检查监督”,真正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的创新积极性和能动性。

      只有从制度机制上,明确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的权力和责任,从制度机制上充分授权和充分信任,开拓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渠道,不断完善民主监督形式,形成基层治理多元协同的制度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基层干部创新担当的勇气和活力,才能真正走出基层治理长期存在的困局。

    网站编辑:赵丹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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