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众声喧哗，杂树生花——20位作家云上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新书发布会上，邵丽、李修文、徐则臣、张莉、弋舟、张楚等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批评家齐聚互联网直播平台，从各自的写作和阅读经验出发，畅谈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
何为短篇小说的调性
邵 丽：每个小说家都在有意无意地寻找和追求调性。构成小说调性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小说的结构、表达的把握、核心思想和价值观，甚至包括字数和断句方式等等，多种因素混合而成才构成小说的调性。调性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有时候作者自身也很难把握，自己满意的作品读者未必感兴趣，不太满意的东西却意外被认可。因此，作家找准调子很重要。这些故事将读者带入普通人的私人生活，用特写的镜头、恰切的色调讲述他们在绝境中如何生存，如何尽自己一切力量在逆境中活出勇气、活得体面、保有尊严且心怀敬意。从我自己的创作体会看，调性是不断调整的。年轻时的作品追求精致、唯美、浪漫，但这些个体感受很难引起更多读者共鸣。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多了，懂得了那种疼痛感，哪怕很小的一部作品也要找到“痛点”。巴金老先生有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我写作不是因为我有才华，而是因为我有感情。”人类的感情是共鸣的，带着感情创作出的作品，它的调性才有可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需要。
李修文：于我而言，调性之所以重要，就是能帮我具体地分辨和亲近那些有着各异声音的个人，并且最终感受到这个时代内部涌动的人格力量。许多时候，我们写作的心路不是方法论的问题，不是纯粹的美学问题，是我们作为写作者深入这个世界的深度和难度。当问题像命运一样到来的时候，写作帮我们作出选择，我们也由此有了自己的调性。我特别重视今日生活里的真实力量，我会去走近那些真实的人，去听他们讲故事，但我绝不是在写非虚构，我想我是在用材料的真实去建造一种美学上的真实。在许多时候，“新异”并不仅仅意味着向外看，它还包括着向内看、向古典里看，我们的古典传统里埋藏着许多可以重新激活今日生活的力量，最重要的是，这可能是完全符合我自身气质的，所以，这样写下去的念头也就越来越笃定了。我是那种需要生活和创作彼此袒露、彼此见证的写作者，而这样一条“说书人”的道路，令我沉醉和不断感受到“新异”带来的刺激。
徐则臣：判断一个作家的“调性”要考虑三个方面：所操持的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作品呈现出的风格与作家内在的气质。调性首先文体上要协调。我们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有一个基本判断：首先是从篇幅、节奏、密度等因素去判断它是不是短篇小说，能否区别于中、长篇小说；其次是作品呈现出的风格，有着作家鲜明独特的修辞风格；第三是作家本人的特性与气质，一个作家不可能一辈子都用假嗓子说话，文终须如其人。三者结合成一体之后，呈现出的也许就是一个作家的调性。
弋 舟：我们说到调性这个词的时候，首先联想到的是某种独特的个性，但同时，我也想说说隐秘的共性，那是文学之事内在的标准。在《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这本选集中，主编张莉把这20个短篇选在一个集子里面，一定有一个内在的准则，在这种准则之下，她确认了这20位作家内在的文学调性。当然，这种共性的表达又是各有声色的，但我相信，大家必定有着隐而不宣的根本起点。在这个意义上，选集重申了我们的文学理想，并将大家聚在一起，重启我们的文学生活。
短篇小说的新异性
张 楚：这部年选确实是一部充满了调性和异质性的小说集。我觉得有些小说在文本上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比如说《逛超市学》，它没有故事内核，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叙事者在进行一种自我精神状态的塑立，《沙鲸》《诞生》则是原小说叙事，《我亦逢场作戏人》完全是民间艺人在说书。另外一些小说对新旧世界的裂缝和精神冲突进行了梳理和反思，比如《天台上的父亲》，其他的小说也都在用独特清晰的声音，为我们呈现短篇小说那种“骆驼穿过针眼”的魅力和不可能中的可能性。
陈崇正：短篇和长篇一样，都需要一个故事内核，当然长篇更具复杂性，但其实跑起来也不需要担心开始和结束，比较舒服，而短篇则不一样，需要瞻前顾后、反复思量，方寸之间见功夫。所以，短篇小说有自己的难度，对各种难度的攻克，也就形成小说不同的调性。由此看来，优秀短篇小说的调性一定是多种多样的。我非常喜欢逛寺院，我喜欢看十八罗汉，喜欢欣赏他们的神情和动作。小说有长篇和短制，在我看来，长篇应该是如来佛祖或者千手观音，而短篇小说就应该是罗汉，像罗汉那样精致、灵动、欢腾、安静、务实、紧凑，丰富各异而又非常有表现力。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是可以像罗汉一样平等地摆放在一起，无论是抡着棒子还是手结定印，都能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优秀短篇的调性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特质。比如优秀的短篇小说应该有包浆，技巧内藏，让它圆熟、可触摸，语言克制、叙事扎实。另一些同样优秀的短篇却充满了明目张胆的叙事圈套，有一种刺眼的光辉和锋芒，充满对固有叙事模式的挑战。
卢德坤：调性是个很难定义的东西。我们知道，文无定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式、自己的调性。我想，调性是跟每个人的阅历、识见、心性，以及偏好的美学方向有关系的。当然，还跟我们身处的时代有很大关系。同样的，跟调性一样，我觉得新异性也挺难把握。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有时候如果追求一种特定的、看上去挺花哨的形式，出来的效果可能还不如平平实实去写。理想的状态，新异是自然而然得出的结果。另一方面，我觉得，写作者可以在心中设立一个自我认可的标准。这样说好像挺正经的，好像是个什么硬性规定，其实不是，但我相信作家可能会感觉到这样一个标准。随着识见的深入，这个标准也可能会起什么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化，主要还是跟文学自身，跟求真这两件事有关。如果有一种确信了，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内核了，那就坚持它，调性没准就这样发展出来了。这是理想状态，我没达到，但我挺向往的。
王姝蕲：我从事的是互联网行业，所以留给写作的时间非常少，当我把一整年的时间攒巴攒巴，也只够写一个短篇小说。在这种情况下，“写什么”就尤为重要。《比特圈》这篇以比特币为题材的小说，实际上没有硬核高科技，它写的是人，而科技隐退到人的身后，成为背景。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新异”题材，但在这个题材中，我希望呈现的不是它与寻常生活的“异”，而是希望呈现它们的“同”。这个“同”在于，无论什么甚嚣尘上的新技术、新思想、新生活，剥开表壳，藏在里面的终究是人与人的关系。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比特圈》这篇小说最终呈现的调性，我觉得是“野艳”。野艳是我的一个执念。这个执念是从哪儿来的呢？我第一次读到弋舟老师的《随园》，真的是“野艳”。这样的小说它怎么就是一个大老爷们儿写出来的，而且弋舟的爱好还是盘核桃。作为女作家，我觉得应该挑战它。
林培源：说到小说的“调性”，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风格”，比如卡夫卡小说的荒诞、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鲁迅的冷峻、沈从文湘西世界的抒情、张爱玲的苍凉……在我的理解中，新异就是“新奇+异质”，但如果将这种“新异”扩大开来看，它不过是构成“调性”的一个方面，因为新异会让我们想起“陌生化”。小说要有调性，一定是提供了某种“陌生化”的效果，使得小说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气息和味道，这是属于作家个人的，别人无法取代的。“陌生化”作为一种小说的手段和效果，取决于很多因素，可以是语言、形式、结构、技巧，甚至故事，陌生化就是将读者从日常的认知、思维和阅读习惯中解放出来，告诉你，小说也可以换个方式写。我理解中的短篇小说的“调性”，还有一个地域性的问题，比如地方方言的使用，某种地方风情在小说中的渗透。总之，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融入其中的情感却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只有真实自然才能打动人。
“众声喧哗”意味着容纳不同的美学和调性
张 莉：很难用术语表达何为小说调性，它与作家的语言方式有关，比如使用白话还是文言文，这代表了作家及人物价值观的取向，但就整体而言，小说调性的建立恐怕更多与语词的选择、使用、配比，语句的长短节奏，作品的整体氛围相关。不同小说调性里，藏着作家对世界、情感及人世的不同理解。理想小说的写作技术、语言风格、故事氛围、人物关系等各个要素必须是相得益彰的。关于成熟作家，我眼里的新异性在于他的这篇小说是否能够呈现出他的新素质、他的新风格，要和他以前的小说有变化。对于年轻作家而言，我更看重作品的创新性和异质因素，哪怕他的作品有所缺憾，但我还会抱有期待。这本《我亦逢场作戏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是2019年我从近200部短篇小说中挑选而出，经过不断的筛选、比照、纠结，最终确定下来。我不能说它们是最优秀的，但它们是2019年度短篇小说作品中最别具魅力与调性的。其实我希望这本年选容纳不同的美学风格和调性，所以才叫“众声喧哗”。而且中国的年选也很多，各有追求，它们体现不同批评家的审美和标准，这也是一种众声喧哗。
邓一光：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写什么和怎么写不仅是写作问题，也是人类生存问题。对于我来说，它是冲突和悖论的现实。新异性是对大量同质化的反思，而这种常规写作仅仅提供了表象的现实，那不是真正的现实。但我们正活在这样的现实中。文学如何表现荒诞而异质的现实，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张 柠：调性是一个音乐术语。调性对于短篇小说而言，首先是一个形式的概念，像语言的节奏、节拍，叙事起伏、缓急。一个成熟作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调性，但当他更为成熟时，调性反而会退居其次，精神性的东西会压倒这个调性。《刘玉珍》这个小说的调性除了形式上的，还有精神上的，那就是童年的乡土社会的经验，是一种不适、不安、不满，和它形成的反讽和悲伤。生活在这种比较贫苦背景之下的农民农夫，在我的少年时代，在我心灵中留下了印记，我觉得它们在我的小说里面呈现出来了。如果说形式上的东西还有可能随着时代变化而不同，那么精神上的调性是不会过时的。
张惠雯：健康的生态应该就是众生喧哗、杂花生树。小说是一门艺术，应当千人千面、风格各异，每一个风格其实都有它的魅力和光彩。在今天的小说界，我们不仅应该重视我们一直推崇的那种关于时代的、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还应该去重视关注私人生活的、关于家庭和情感各种关系的精致的写作。我们不仅应该鼓励小说家去关注社会的底层，也应该鼓励他们把目光放开，看到社会的层层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