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新
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书籍。“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在中华文化经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汉代确立了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宋代确立了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格局，“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则始于晚明，而确立于五四运动以后。
追溯“四大名著”说法的来源，首先就要提到“四大奇书”。“四大奇书”的概念形成于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常被论小说者并提，至清初，李渔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了小说评论中的常用术语。
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提出，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儒家经典“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一“正”一“奇”，足以相提并论。在清代中叶曹雪芹的《红楼梦》问世之后，去《金瓶梅》而取《红楼梦》，逐渐形成了“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其中，《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的代表作，《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的代表作。
“四大奇书”之“奇”，是与“四书”之“正”相对而言的。这种相对性，既表现为语言形式的不同，“四书”用的是文言，“四大奇书”用的是白话；也表现为内容重心的差异，“四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偏于政教，“四大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偏于“人情”。清初刘献廷在《广阳杂记》卷二中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其决裂溃败也。”刘献廷是清代的地理学家，他注重实地考察，对历法、数学、音韵等方面研究都有贡献。他的这段议论表达了两个信息：一是主张要在小传统的基础上确立新的文化经典，二是强调新的文化经典的确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对“四大奇书”文化特征的鲜明揭示。
“四大奇书”与“四书”既有相对性，也有统一性。作为儒家文化经典的“四书”，之所以在宋代取代了“五经”的地位，是因为“四书”把儒家的三个核心理念作了更为集中、明晰的表达：一是民本思想，对“民”的地位和重要性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治理国家一定要亲民、爱民；二是在官员选拔方面，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三是加强个人修养，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文化精英，都应自觉砥砺人品。并非偶合，这三个理念在“四大奇书”中也是内容重心：《三国演义》何以“尊刘抑曹”，就因为刘备更加符合老百姓对“仁君”的期待；《水浒传》中林冲等人的遭遇，都是在“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被破坏的境况下发生的；而《西游记》的主旨，如晚明诗人谢肇淛在其所著的《五杂组》中所说，是“收放心”，即控制欲望，不要被个人欲望所支配。“四大奇书”以“原本人情”的方式传达儒家理念，有着“四书”所不具备的特殊魅力和效果。
“四大名著”中有《红楼梦》而没有《金瓶梅》，这种选择，不仅因为《红楼梦》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也因为《红楼梦》提出了许多现代读者极为关注的社会问题，比如，在人生道路和配偶的选择方面，个人是否有自主权？贾宝玉渴望获得自主权，却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只能出家了事。
贾宝玉一生下来，他的人生道路就因为家族的需要而被确定了：他必须做官。身为荣国府的公子，他享受了这个家族给他的荣华富贵，也有责任为家族荣华富贵的延续尽责。然而就宝玉而言，他既没有兴趣做官，也没有能力做官。
不适合做官的宝玉，在文学艺术方面却极有天分。他给大观园所题的那些匾额、对联，他就这些匾额、对联所发的议论，都着实令他的父亲贾政感到得意。宝玉的学养也不同寻常，他对于《文选》的精熟程度也是相当深的。宝玉还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如果宝玉可以根据自己的擅长和兴趣选择人生道路，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人。可是他没有这个权利。宝玉的尴尬，验证了清中叶郑夑《南朝》诗序中的一段话：“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或如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中所说：“宋太祖曰：‘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杂咏》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曹雪芹、郑板桥和袁枚，这三个同时代的人，都对人生道路的自主选择问题有所思考，而曹雪芹的思考和表达是最为深切、最能影响读者的。
由此可见，“四大名著”之所以享有崇高经典地位，自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性日渐突显，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四大名著”的一些重要章节被选入中小学教材，并列入国民教育的“课外阅读书目”和“建议性课外读物书目”，体现出国家对中华文化经典的重视。“四大名著”在国民教育中的重要程度，与其经典地位是大致相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