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所呈现出的“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人格和伦理精神，它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以是优越的制度，中国共产党人何以是具有卓越领导才能和丰富实践智慧的决策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中华民族何以是具有集体意志和牺牲精神的民族。美德伦理学作为面向生活世界的实践哲学，必须发掘伟大民族和强大国家之健全道德人格的原始发生及其运行的内在逻辑，指明这一道德人格发挥作用的方式。

　　道德人格的内在结构及其实践环境 

　　在日常语言中，“格”是法式、格调、格局、格式、格律、秩序，规定了事物的存在限度。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则是人用以规定他物和自身的样式与限度的概念。作为一个名词，它是描述性的，对人以外的他物的描述通常是事实性描述，而对人本身的描述则既是事实性的又是规范性的；作为一个动词，“格”则是交往、沉思、推究之意。而推究至人本身，便是人格，即人成为其自身的基础，它是人之“是其所是的东西”。人格既是追问和成就人本身的过程，又是它所成就的人本身。若要保证这种追问和生成得以实现，个体就必须在不同的语境下保持自我同一性，借以实现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否则便无法实现自我目的。但在其观念和行动涉及他者利益时，还要保证自己的考虑是善良的，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而实现知行正当性的基础就是道德人格。

　　道德人格保证了个体以人的方式思考，并以人的方式成就其自身，“成人”不仅是一个自然时间意义上的生命概念，也不仅是社会时间角度下的生命周期范畴，更是一个实践范畴，即成为人，通过其自我同一性成就其自己为人。道德人格还构成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只有完成不同个体间的相互承认、相互尊重，才能实现自我的尊严；只有把利己的动机、个人的意志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将公共意志作为核心力量，一个集体的行动才会发生；只有共同承认并践行公共道德规范，才能实现集体行动，创造并共享公共善；只有通过同情、移情实现同感共情，才能实现主体间的共同感和共通感，获得认同感。基于此，道德人格就绝不是某种能力的单独养成和运用，而是多种能力的相互影响、相互嵌入，从而成为一个立体的能力体系。

　　构成道德人格的核心要素是信、知、情、意。而一个现实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正是这四个要素的综合运用。道德人格依照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组成了一个自我关联的有机结构：道德信念、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以及在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并不天然具有德性，所具有的只是接受道德教化的潜质，人的德性既不出于自然也不反乎自然。即是说，道德人格形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也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下实现和表现。道德人格与历史场域具有时间在先和逻辑在先两种情形，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决定了什么样的道德人格，这便是时间在先的情形；而道德人格一经生成便又反身嵌入到社会结构及其运行之中，面对道德困境，解决道德难题，这便是逻辑在先的情形。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下，道德人格体现为平稳的状态，有着边界相对清晰的信念、认知、情感、意志和行动，表现为具有领域性、层次性的道德形态，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道德人格既是一种逻辑上在先、潜在的能力体系，又是一种现实的可行能力结构。这样一种优良品质，使道德人格在日常状态下，能以平稳的形式发挥着支持和支撑的作用；而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样的例外状态中，也能激发人们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念、饱满激情、顽强意志和义无反顾的道德行动，促成真正的集体行动，彰显出道德人格之无穷的魅力。

　　在危机面前彰显道德人格魅力 

　　道德信念一般是指人们通过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和认同，在自身道德情感的驱动下，在履行某种道德义务过程中迸发出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为了战胜疫情、挽救生命、恢复秩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进行着一场气壮山河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表现出了拼搏奉献的优良作风、严谨求实的专业素养、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这是道德信念内在本质的充分激扬，有力彰显了道德人格的魅力。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样的例外状态中所体现出的道德信念是个体、集体和国家为战胜重大灾情而恪尽职守、勇于担当、不怕牺牲、拯救生命的可行能力和优良品质，它指向的是社会的良序状态。疫情暴发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表现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坚定信念和信心，这是政党的伦理精神，它从精神的高度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伦理精神也激励着各个领域的人们积极参与抗击疫情。如，科研队伍和科研机构表现出了努力探索科学理论、大胆进行临床实验、全力研发有效药物的坚定信念和信心，医护人员展现出奋战一线、崇尚生命、风险救护、连续作战、共渡难关的坚定信念和信心等。信念是方向，也是动力，更是力量。

　　道德认知乃是行为主体对自己之行为规范的了解、理解和把握，是对正当行动的发展趋势的正确理解，是对内心之正义感、同情心、自我牺牲精神等心理状态的体验。如果说道德信念是决定和推动着行动主体做其应为之事而达于良序状态的精神指向和心理倾向，那么，道德认知则是把这种精神指向和心理趋向置于科学思维和实践逻辑之上的理性思考、正确判断和正当选择。道德信念是我们想成为什么，而道德认知则是我们能够成为什么，“应当”必须基于“能够”之上。道德认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新冠病毒的发生、机理和演变、变异，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支配下，用理论理性才能被认知、把握、描述和解释。道德认知不仅表现在行动主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同样表现在道德评价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尽管总有个别的评价者别有用心、蓄意歪曲、不顾事实，做出具有明显混淆视听的舆论评价，但绝大多数疫情的在场者，都能够运用理性知识进行具有充分根据的道德评价，从而形成了健康的舆论导向和道德环境。给予那些身先士卒、敢于担当、牺牲自我、拯救生命的行为楷模和道德榜样以高度称颂和赞美，给予那些玩忽职守、临阵脱逃、发国难财、制造事端、混淆视听之行为者以舆论谴责和道德批判，这就是道德评价所产生的正向效应。

　　道德情感是一个人因外在的道德事实或道德现象而产生的深沉、持久和类型化的内心体验。在日常生活中，道德情感中的理智感、正义感和同情心似乎都潜藏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而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人们那种潜藏着的道德感便瞬间爆发出来。发自内心的同情，对生命渴望的体验，变成了强烈的心理倾向，它和信念和情感结合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强大的情感输出。道德情感具有强烈的感染效应和强大的扩展意义，它以正能量的形式传播到每个领域。

　　道德意志是决定一个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能否发生的直接动因，包括善良意志和实践理性两个元素。作为动机，道德意志表现为向善的意愿和意向，相当于子思笔下的“正其心、诚其意”，是一种自知其善恶的意念和意向，是一种“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状态。如何在善恶之间、好坏之中做选择，“善良意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一个道德行动的发生仅有善良意志是不够的，只有将善良的意愿和意向表现在具体的行动中，一个真正善良的过程和结果才能出现，而支撑这一结果的关键因素就是实践理性。它是一种将善良动机转换成具体的行动并在行动的行进中排除外在障碍、抵御外部诱惑，把善良意志贯彻下去的能力体系。“格物致知”之“知”，既可为知，又可为智。推究万物之理以求天道、人道，此谓“知”；格心中之私欲以求尽性（人性之善），此谓“智”，只知其善而不为善，只为善念，既知其善又行其善，方为真实之善。如果说在正常的社会状态下，一个行为的选择尚有足够的可能性空间，可以在利他动机和利己动机之间做出比较、权衡和选择，那么在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中，当人们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合乎和出于责任的行为，那便充分证明了行动者绝非一时冲动，更非意念之举，而是集信、知、情、意于一体。

　　道德人格乃德性论的核心，善念、善行均生发于它，又复归于它，是一个人进行正确思考的初始性力量。全国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特有的道德精神，是人们千百年来在共同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培育起来的，是潜藏于人们心灵深处的精神财富，彰显了道德人格的无穷魅力。

　　（作者：晏辉，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转型期中国伦理基础及其变迁研究”〔16AZX018〕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