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步朋 李红姗

　　“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仁善邻”的一般含义是亲近仁义而友好邻邦。以仁爱友善原则与邻国相处，是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关于“仁”，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指仁者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做事通达。自己不喜爱之事，莫强加于别人。能做到如此，可谓至德者。孔子亦曰：“德不孤，必有邻。”其中“邻”，释为“近也，亲也。”又解释为“连也，相接连也”。古语云：“远亲不如近邻。”从中可见中国古人对邻里关系具有深刻认识。邻里、邻国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矛盾冲突的关系，而是唇亡齿寒，守望相助的关系。所以，中国古人主张以邻为伴，要“睦乃四邻”，反对“以邻为壑”，嫁祸于邻，产生了亲善睦邻、“富以其邻”的理念，追求讲信修睦、“聘交邻好”的格局。

　　“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指举用族中德才兼备之人，使族人团结一体；族人既睦，辨别彰明百官中的贤德者；百官既明，使诸多邦族之间和睦相处。中国自古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地区之一，上古时期，邦国林立，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理念。不同邦国之间的和谐关系，本质上是宗族和谐向邦族和谐乃至天下和谐的扩展，因而古人主张“修己睦邻”，对内修德，兼施于外，则德致太平之化，百姓无怨且和睦。尧舜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肇始，“协和万邦”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

　　“天人合一”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思想渊源。古圣先贤认为“天人合一”是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天”既有自然寓意又有道德之意。“一”是指同，一体则同心。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在国家治理中表现为君臣一体、君民一体、家国一体、天下一体。所以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为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仁爱本国的百姓，并由此推广到仁爱别国的百姓，甚至是天下的百姓。

　　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基本前提。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人认为能仁爱、尊敬别人之人，亦能受到同样的仁爱与尊重。反之，如墨子所言：“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国与国相交亦是如此，每一个国家都根植于自己特有的历史生存土壤，孕育了不同的智慧与文化。因此，孔子曰：“和而不同”。尊重不同，不同而和，和而平等。何谓平等？这个平等是道义的平等，即平等对待一切国家，莫因差异而怀偏颇之心。所以，古人强调“国无大小，民无众寡”，皆要以礼相待，以诚相交。

　　贵信重义，团结互助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题中之义。信，诚也。《二程遗书》中讲，“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中国人自古非常重视诚信，把诚信作为人生而为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德行之一。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左传》中提出，“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失信、失德、失道之国，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之交往。交往必有道，否则“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只有以道义相交的邦国关系，才能“永敦邻好”。也只有出于道义去帮助别国、体恤别国百姓，才是真正的同舟共济。因为古人认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以仁德之心救助受灾邦国，是符合道义的行为，行道必有福。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价值导向。中国人自古强调“以和为贵”思想，主张“和合故能谐”的相处之道，追求“政通人和”的治国境界。《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为“和”是天下一切事物最普遍的规律。况且古人认为“天下本是一家”，“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每个国家皆为天下的一部分，犹如共舆而驰，同舟共济，倘若舆倾舟覆，则安危同体，无人能独善其身。此时，必须和谐宇内，“同心而共济”，则家国安平，百姓相亲，从而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民无贫富贵贱之鄙，“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这是人之为人最渴望的生存诉求，也是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