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青

　　黄炎培（1878—1965年），字任之，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教育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据统计，仅从1899年到1946年，他发表的文章就有940篇，出版书籍52部，此外他还发表了四部诗集《苞桑集》《天长集》《白桑》《红桑》。黄炎培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给后人留下宏富的著述，与其科学的治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博览群书

　　治学需有深厚的学识作底蕴，黄炎培利用一切时间阅读各种学说著述。根据对《黄炎培日记》的大略统计，从1914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黄炎培共读过1300多部著作，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他也读了不少，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宗教、诗歌、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美术、戏剧、建筑学等方面。

　　黄炎培出身书香世家，自幼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曾这样描述他早年的读书情况：“七岁开始读四书五经，后来从十三经里选读《尔雅》，从二十四史里选读《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从诸子百家里选读庄子、墨子的书，从唐代诗集里选读李白、杜甫的诗，又从宋儒学派里选读朱熹、陆九渊两家，明代儒家侧重选读王阳明、顾炎武……”成年后的黄炎培也保持了这种习惯，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他的读书情况。仅1927年9月21日到30日，10天之内他就先后读了《赤裸裸之朝鲜》《朝鲜地志》《东史年表》《现时之朝鲜》《朝鲜独立运动密话》《东史纲要》等，并对《朝鲜地志》《东史纲要》《现时之朝鲜》等作了摘要。

　　黄炎培读书时，有时精读，有时略读，但略读时多，他认为自己“读书尚算不少，但略读耳”。如1929年4月11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道：“略读新购《妇女生活史》《中国政治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民族志》《中国文化小史》《社会进化史》《华侨史》《三余札记》《中国文化史》《中国体育史》《现代文化小史》《中国政治制度小史》。”像“略读《抱朴子》”“读《印度及印度人》”“读《东北难民流亡史》”“读《淞沪血战抗日记》”等记载在他的日记中比比皆是。这使黄炎培以较少的时间扩大了知识积累。当然，根据需要，黄炎培也精读了不少著作，有的还做了内容抄录。如读《晏子春秋》时，他就抄录了“忠信而无逾职业，则事治而身荣”“列士并学，能终善者为师”等内容。读《左转》《战国策》《管子》时，他更是大段大段地抄录。

　　勤于思考

　　在治学过程中，黄炎培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读书时随时记下心得体会。在黄炎培的日记中，很多内容记录的是读书感受。如他认为《老子》“常有精义”，其中“无名有名两句，西洋人说不到的”。“读《恕谷年谱》完，得两大要点，大乐”。读《戏学汇考》后，他认为“观者不宜拘于正史眼光，其描写社会真相足补正史之不足”。读完《镜花缘》后，他用叹息的口气写道：“阅《镜花缘》完，第八十九回以后殊草率，欠自然，不若前之精神。”他还在日记中发出了“《夷氛闻记》校毕，方知此书之价值”“读《王荆公全集》《上仁宗言事本》，所陈弊政，今日未能免此”的感叹。

　　治学的灵感不仅仅从读书中获取，通过与别人的交流思考同样也可以获得。在这方面黄炎培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些内容记载的就是他听别人的报告或与别人交谈之后的感想。如1933年1月6日，他和杜重远、李公朴等一同去听报告，听完报告当天，他这样写道，“中华民族受异族压迫后缺乏抵抗力。他族不能忍受，我族能之，究其原因，儿童惯受家长压迫，亦为其重要原因之一种，因自戒，从今以后，再勿以威力压迫儿童”。同年12月21日，他与杜重远交谈之后，联系到中国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认为“一群之立而能长久，在群须有铁一般的纪律；在个人须有金一般的人格。吾心认为当做的事，从自己做起，认为不当做的事，从自己戒起，所谓以身教者从”。1935年7月19日，黄炎培与沈鸿烈交谈时，指出中国应该“三分外交、七分内政”，“像个人，人家才肯和我做朋友。像个国，人家才肯做友邦”。1936年5月4日，在与朋友交谈时，黄炎培认为应该“积极倡为国牺牲主义，打破独善”。1938年6月3日，他与张东荪长谈“人生观与智仁勇”。这些想法在他的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注重调查

　　黄炎培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斋学者，他的很多著述都是在考察各地情况的基础上写出来的。著名的《延安归来》就是黄炎培在访问延安之后写成的，以日记的方式展示了延安的社会风貌，为国统区民众了解延安打开了一扇窗口。

　　有人指出，像黄炎培这样“行路多、读书多、著述多的人，在同时代的人中实不多见”。黄炎培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三山五岳。1914年他辞去江苏教育司长一职后，“从上海出发，自东向西沿南京、芜湖、大通、铜陵、安庄，入九江、南昌、饶州、景德，过屯溪、徽州、严州、桐庐，趋富阳、杭州，返回上海”。此次考察历时3个多月，穿越三省一市。同年9月，他又北上山东、河北、天津、北京等地考察。后来，黄炎培将这两次考察教育所写文章笔记编辑成书，名为《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第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先后去过徐州、济南、武汉、长沙、桂林、柳州、梧州、广州、香港、贵阳、成都等地，有的地方甚至去过四五次。黄炎培去过的国外国家也不少，他去过美国、日本、朝鲜、菲律宾、蒙古、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泰国、缅甸等国，而且有的国家不止去过一次，朝鲜他就前后去过三次。

　　由于注重调查研究，黄炎培颇为了解世界形势和中国面临的危机，其治学特点表现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他于1927年“济南惨案”后出版的《朝鲜》一书，对日本占领朝鲜后残暴的殖民统治进行了详细的描述，目的在于引起国人警醒，及早防范日本的侵略。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黄炎培又出版了《黄海环游记》。对于写作这本著作的意图，他后来特别指出：“到二十年（1931年），是我一生思想和行为急激地转变的一年，凡读过我《黄海环游记》的，都能知道我心事的。”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中国要尽早作各方面准备，不要在日本侵略时束手无策。全面抗战爆发后，针对一些人存在把抗战希望寄托在别国援助的错误认识，黄炎培发表了《中华复兴十讲》，指出中华民族只有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才能够取得抗战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