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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少年救国志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书信往来
    发表时间:2021-02-26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一首《沁园春·长沙》,不仅记录了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们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岁月,也记录了他们为实现革命理想“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矫健身姿。一起展开1920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一组往来书信,回望那段他们满怀救国之志,通过艰苦研究、探索、选择、创新最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历程。 

     

      书信原文(节选)

      润之兄: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灭于西欧东欧。

      一九二〇,八,一三

      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弟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1 

      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毛泽东汇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第三集可见毛泽东与蔡和森于1920年远隔重洋的书信往来。正是在这几封信件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从中可以读到他们追求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谋取幸福的初心,看到他们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

      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友谊,始于湖南第一师范。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分别从湘乡永丰和湘潭韶山冲来到省城求学。虽非同班,但同为杨昌济、徐特立等名师的学生,两人很快相识,并结为志同道合的学友。

      “志”是一个人毕生事业的开始。毛泽东与蔡和森之所以都能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们从小即抱有远大的救国之志。

      毛泽东成长在农民家庭,很早就有了对穷苦人生活的感知,“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年少时即立志为大多数中国穷苦人民谋得幸福。

      1917年8月23日,青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先生写了一封信,谈论了他对当时中国时局的看法。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他认为,变革中国的方子开了不少,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没有抓住病根,“俱从枝节入手”而“本源未得”。

      这个本源是什么?那就是哲学、伦理和人心。循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主张从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入手,“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他阅读了大量哲学、伦理学的书籍。在《心之力》一文中,青年毛泽东这样写道:“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这其中洋溢着何等充沛的救亡信念与担当使命。

      无独有偶,蔡和森也是16岁在蔡广祥辣酱店学徒期满后,为改造社会,弃商求学,立志走读书救国之路。他们当时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要拯救国家和民族,就要有本领。为救国救民而读书,这是蔡和森与毛泽东共同的求学目的,也是他们的共同志向与所求道路。

      他们进入湖南一师后,便利用一切条件刻苦学习。毛泽东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蔡和森说:“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态度,使他们在后来历经曲折的探索之后,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1917年夏,蔡和森全家搬到岳麓山下定居,从此,蔡家成了毛泽东等一班进步青年聚会的场所。他们与“志高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的彭璜、“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的罗学瓒等20多个青年渐渐走近,登上岳麓山,畅游湘江,在橘子洲头漫谈“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新民学会应运而生。

      古往今来,所有高尚的心之共同所系,从来都是关于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与使命。新民学会团结凝聚了一批有血性、有志气、有担当的爱国青年。他们朝气蓬勃,目光远大,“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树立了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致力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唤醒中国这只沉睡已久的“狮子”;他们还要以非凡的担当意识,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贡献力量。

     

      2 

      “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并重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就作出向省外、国外开拓发展的决策。

      毛泽东指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打先锋的人。”

      1918年夏,新民学会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8月,毛泽东同罗章龙、李维汉等20余名准备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长沙前往北京,与先去北京联系有关事宜的蔡和森会合。他和蔡和森等8人租住在三眼井吉安所夹道7号三间狭小的房子里,挤在一个通铺上“大被同眠”,连翻身都“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这些有志青年为了国家、为了理想,在北京城内四处奔走。他们邀请李石曾等人介绍留学情况,制定留法工作计划,筹措出国经费,并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长辛店等处,举办留法预备班。一切基本就绪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商定,一个“出洋”,观察外部世界,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个“暂不出国去”,“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1919年底,蔡和森率一批会员及湖南青年赴法,毛泽东等人则留在中国“从事实际的改造”。新民学会从此分成了“向外发展”与“国内研究”两大部分,彼此之间以书信为桥梁,保持了团体的一致性。

      在法国,蔡和森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猛看猛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一批马列著作的重要章节,为中国革命寻找经验、求索真理,并及时向国内会友宣传介绍,相互讨论分析。向警予、李维汉、罗学瓒、刘清扬、蔡畅等其他会员亦都积极学习新思想、新理论,向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等另一部分会员则在国内继续他们的求索之路。毛泽东两次到北京时,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著作,并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直接帮助,迅速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响应五四运动,开展“驱张”运动和湖南人民自治运动,出版《湘江评论》等进步刊物,筹办文化书社,深入工农,努力使刚刚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相结合。他们在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中,积聚了力量,也成熟了自己。

      从中国到法国,从长沙到蒙达尔纪,跨越国界,相距万里。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日渐深入的交流中,一段横亘亚欧大陆的思想共鸣日渐被引发。

     

      3 

      “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1920年7月,法国小镇蒙达尔纪,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召集新民学会旅欧分会和工学世界社社员共20余人在杜吉公园开会,史称“蒙达尼会议”。

      会上,大家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然而,讨论出现了意见分歧,蔡和森提出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萧子升则主张以教育为工具的温和的革命。这两种意见各自拥有部分支持者,都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因此,蔡和森、萧子升等分别写信将各自主张告诉国内的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

      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共有2700余字,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时,将它加了一个“给毛泽东信——社会主义讨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标题。

      在信中,蔡和森称毛泽东为“润之兄”。他首先从阐明共产党性质的角度入手,强调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而在这“四种利器”中“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在信中,蔡和森还热切地希望毛泽东:“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因当时交通条件的制约,蔡和森这封写于1920年8月的信,一直到11月才跨越重洋送到毛泽东手中。

      接到信后,经过深思熟虑,12月1日,毛泽东给蔡和森写了一封近5000字的回信,表明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理想。在信中,毛泽东反对了萧子升主张的温和的革命,对蔡和森提出的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彼时在法国的蔡和森,在焦急等待毛泽东回信期间,又给他写下一封长信。这封长达6000余字的信中,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具体思路。毛泽东在后来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时,把这封信加了一个“共产党之重要讨论”的标题。

      信中,蔡和森阐明了建立共产党的主要办法和步骤。他指出,一定要“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这些人应确信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不能确信主义及遵守的除名”。为了建设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蔡和森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和要有严格的纪律。他说:“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出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

      关于组建党的步骤问题,他认为应该“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加以深入的宣传和组织,“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提出“现在就要准备”,可“潜在从事”。待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充满激情的来信,让毛泽东产生了强烈共鸣。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热情回复:“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蔡和森国内建党情况:“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

      透过这些书信中的激扬文字,仍能感受到他们挥斥方遒的豪情。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是何等的意气相投、志同道合,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途径上,虽然一个侧重在国内研究中国实情,一个侧重在国外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由于两颗心紧紧相印于“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个目的,所以能够相互应和、互相取长补短,走上同一道路。而在那一时期,瞿秋白、李达、邓中夏……有多少觉醒的青年如毛泽东、蔡和森一样,心怀救国之志,经过反复研究、探索、比较、选择,最终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从彷徨呐喊,到觉醒探索,再到笃定践行,茫茫黑夜中,信仰就这样日渐清晰、坚定,革命旅途从此无畏。(田心)

    网站编辑:白 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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