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征路上的军委纵队司令员，到担任中央军委首长的得力助手，李涛长期领导无名英雄群体和军委机关部门工作，在其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出色而高效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甘做幕后英雄，功绩卓著，是共和国首次授衔时的上将。

　　长征路上挑起保卫首脑机关的重担

　　1905年9月4日，李涛出生于湖南省桂阳县（今汝城）一个瑶族的耕读世家。他天资聪颖，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省立第七联合中学上学期间，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后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在桂东参加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第一营党代表。起义失败后到广州找到党组织，先后在广东省委、香港区委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李涛由上海被派往中央苏区，曾任红军师政治委员、方面军对敌工作部部长、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后，李涛调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科长。1935年3月初，李涛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军委纵队主要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干部组成，中央、军委领导人随队行动，党政军的首脑机关都在这里，安全责任重大。当刘伯承、李富春向李涛宣布军委的决定时，李涛面有难色，怕担不起如此重任。刘伯承鼓励他说：“在军委纵队的干部中，你是带过兵、打过仗的，跟机关干部不同。几年前反‘围剿’时，你不是先后带过两个红军师，完成了任务吗？”如此李涛这才接受了任务。

　　遵照中革军委的部署，李涛与政委陈云一起指挥军委纵队行进。李涛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安全作为头等大事，直接掌握警卫部队、炮兵分队，随时防备意外。李涛以如履薄冰的心情，同各梯队保持密切联系，精心组织每天的行军、设营和警戒。他和参谋人员设想了各种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并研究了应对方案。在通过险路前，他都要先去勘察地形。渡河前，他亲自指挥工兵营架设浮桥或寻找船只。行军时，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所属人员进行克服困难、吃苦耐劳和团结互助教育，并对保障中央、军委领导人和年长者、伤病员的安全行进做出专门部署。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关键性胜利，战略态势有了明显改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继续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李涛改任军委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5年9月，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三纵队，李涛任纵队政治部党总支书记。到达陕北后，李涛调任总政治部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1936年11月的一天，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陕北保安召见了李涛，秘密派他去西安爱国将领杨虎城部做统一战线工作。因为国民党对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大半知道，并记录在案，周恩来建议将其名字由李湘舲改为“李涛”。

　　中央军委的重要“耳目”和参谋助手

　　1941年以后，李涛先后担任军委秘书长、中央军委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兼一局（作战局）局长，是战争年代领导作战部门时间最长的将领，出色发挥了“耳目”作用和参谋作用，在为中央军委和前线服务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涛高度重视战绩统计和战局分析工作，做到了“知彼知己”“有参有谋”。全面内战爆发后，李涛指导参谋人员建立了逐月进行战绩统计的制度，并适时公布战果。李涛引用一句古话“数中有术，术中有数”说明统计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准确的统计战绩，为中央军委及时掌握敌我军力消长、做出战略部署提供了可靠依据。实事求是地公布战果，能够鼓舞士气民气。对于历次战绩统计，他都认真审核把关，发现问题马上请相关战区司令部重新统计核实，确保准确性。他认为，不准确的数字，特别是夸大了的数字，比没有统计更糟糕。他还举例说，蒋介石的中央社经常宣传“国军赫赫战果”，人们为什么不大相信？就因为它瞎吹。

　　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李涛参与中央军委各个重要作战方案的制定。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李涛组织参谋人员对国共双方兵力进行数量分析和对比，得出了令人激动的核实结果：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超过300万、国民党军总兵力已减至290万。李涛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一重要消息。周恩来问：“你们统计的准确吗？”李涛把统计数据放在了周恩来案头。周恩来阅后指示李涛：“马上报告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毛泽东接到报告后，亲自为新华通讯社起草了《中共中央负责人评一年左右即可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电讯：“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在战事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李涛组织参谋人员及时写出了三大战役的“概述”“记略”“综合材料”和“总结”，记述了各大战役的作战经过、取得成果和主要经验，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丰富了人民战争的作战理论，是人民解放军军史、战史研究中的宝贵财富，对后来的作战具有指导意义。

　　高度重视参谋工作自身建设

　　李涛担任军委作战部领导工作长达10个年头。他高度重视作战部的政治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把作战部建设成为中央军委精干高效的办事机关。

　　李涛认为，作战部是军委机关重要部门，内部必须高度纯洁，每个成员必须对党和人民绝对忠诚。除了严把干部选调关之外，还非常重视结合各个时期的斗争实际，组织所属人员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

　　李涛对参谋人员应有的业务素养和作风提出过三条要求：一是要很好地领会首长意图，政策观念要强，要有很好的分析判断能力。二是要成为活字典、活地图，熟悉情况，心中有数，对自己掌握的工作要有问必答，对答如流，准确无误。三是要严守军事秘密，守口如瓶，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讲到参谋人员应有的作风和责任心时，他说：“参谋人员办理文电，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是小事，它关系到前方的作战，关系到指战员的生命。”

　　李涛把参谋队伍建设作为各级参谋机关的一项基本建设。他一方面派出一些具有独立工作能力的参谋人员支援各战区司令部工作，一方面通过开办训练班和实际工作锻炼，狠抓参谋人员的培训工作。李涛提倡“能者为师”，让部内有专长的干部讲授参谋业务知识，自己也参加讲课，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

　　1970年，李涛在广州病逝，享年65岁。（董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