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洁民

　　1944年深秋，已过霜降了，苇塘边的大雁正成群往南飞。在冀中第九军分区驻地——白洋淀的西大坞，却出乎寻常地热闹起来。人们登门串巷，脸上笑盈盈的。下淀割苇的小伙子们，一边挥镰一边乐呵呵地唱歌儿；在院里织席的姑娘们，一边网着席花，一边放开嗓子唱河北梆子。往常年，她们不是唱《大登殿》，就是唱《铡美案》，可这回唱的全是新词儿。识字班的大嫂一边纳着鞋底，一边用嘴代替胡琴给姑娘们哼着过门。左邻右舍的老太太小媳妇都围上来听唱。

　　姑娘们从哪儿学来的这些新唱词儿？原来是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开过来了，正和九军分区前哨剧社（原名国防剧社）联合赶排新编河北梆子《血泪仇》。听说排戏，姑娘们甭提多高兴了，她们轮着班去看。一进了排练场，锣声响，鼓声喧，琴声悦耳。一会儿是老生唱出的高亢深沉而稳健的原板，一会儿又传来旦角唱出的倒板转二六哭腔。姑娘们看一两遍就听会不少唱段，所以做活时唱个没完没了。

　　西大坞妇救会的妇女们，因为一直在帮助剧社赶做服装，和演员们都熟了。常常是站在排练场外，里边锣鼓一敲，胡琴一拉，她们就能听出：哪是李壬林（扮演王仁厚）在唱，哪是阎贞（扮演王桂花）在表演。妇救会为了农家小姑娘穿的一件花棉袄，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去挑选，好让扮演王桂花的演员穿上匀称合身。这一切，体现出十分真挚的军民鱼水情谊。

　　“火线”“前哨”从抗战初期成立以来，一直发挥着文艺轻骑兵的作用。他们把艺术作刀枪，把舞台当战场，时而活跃在冀中平原，时而活跃在晋察冀的山岗，时而出现在白洋淀的苇塘。通过戏剧、歌咏燃烧起群众的抗日怒火，激起打击敌伪的士气。记得“前哨”的同志们有次在敌人岗楼下边开展政治攻势，演出小节目，曾使得一些伪军持枪反正。冀中人民称他们是“武工队式的戏剧团”。

　　1944年秋天，“火线”从阜平西柏峪店出发，经平汉路，过方顺桥，长途行军转移到冀中白洋淀。当时冀中局面已经打开，部队经过一段长时间的隐蔽活动，已可以相对集结。冀中军区按照毛主席“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精神，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根据斗争形势，决定司政两部恢复工作回冀中。为了活动方便，“火线”分为两股，一股由傅铎、郭筠两位同志带领，随旷伏兆政委转移到第十军分区；一股由崔嵬社长带领，随魏洪亮政委转移到第九军分区。

　　“火线”战友们风尘仆仆，一放下背包，刘敬贤等同志就走上街头教歌儿，村子里到处是“红军打胜仗啊”和“兄妹开荒”的对唱声。“前哨”路坎社长陪同军分区宣传科同志前去看望他们，在叙谈时，听说出发前“火线”根据陕北马健翎创作的秦腔《血泪仇》改编成河北梆子，用4天时间排出，7月7日在阜平城里已作了首次演出。宣传科同志十分赞赏，觉得河北梆子是华北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群众普遍会唱，如果演出，会产生好的效果，正好配合地方上正在开展的“清算复仇”运动，配合军分区即将召开的庆功大会。当时“前哨”刚刚恢复，路坎社长对“火线”的到来十分喜悦，于是不约而同地提出联合排练《血泪仇》，要在西大坞连续演出，让千里堤附近的军民们看戏。

　　乐队缺伴奏，西大坞村剧团雪里送炭，从民间老艺人中推荐出一位琴师。没有司鼓，导演于山来兼。路坎社长主动提出扮演反面人物孙副官的角色。“前哨”擅长演歌剧的李健勇，愉快服从角色分配，到B组扮演王桂花。为了使年轻演员有更多的舞台实践，剧社让当时年仅17岁的姜坦扮演东财妈。演员们热情洋溢，争前恐后，很快在小学校附近一个大院里开排了。

　　为了狠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歌颂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崔嵬同志要求演员们吃透剧本精神，带着阶级仇、民族恨深入角色，进入戏的意境。排练中大家非常严肃，对每一句道白、每一句唱词儿，都一丝不苟。老艺人精湛操琴，琴声悠扬，而且边拉边哭，十分感人。在大家的努力下，这样一个唱工复杂的大型歌剧，不到一周就进行彩排。冀中九分区司、政两部的同志们看了赞不绝口。

　　第一次演出那天，千里堤上三乡五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赶庙会似地早早吃过晚饭，提上小板凳，有的步行，有的坐船，纷纷奔向西大坞。西大坞庙前土台周围，房上房下，人山人海。回想三年前，“抬头见岗楼，出门登公路”，现在环境好转了，第一次到广场看自己剧社演出，谁都打心眼儿里高兴。

　　在汽灯咝咝的响声下，千万双眼睛注视着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大伙面前的虽说是发生在国统区的悲剧，但同样是白洋淀人民生活的写照。对于戏中的情节，人们并不陌生。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看着看着就哭出声来，原来她的儿子就是被鬼子抓了“劳工”，装进闷罐子车押到黑龙江去了。看着台上，想着自己，人们都在深思。千里堤一带的乡亲们，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后，谁家都有诉不完的冤和仇，谁都有一段血泪史。事变前，在盛产鱼虾水禽的白洋淀地区，渔民猎户受尽了反动政府和渔霸的盘剥。1942年“五一大扫荡”以后，侵华日寇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又给白洋淀人民降下了漫天的灾祸，造下血海深仇。侵华日寇为了实现他们“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侵略野心，妄图摧毁白洋淀这块抗日根据地，在白洋淀到处涂了所谓“共存共荣”“王道乐土”“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等狂妄的标语，逼着人们填写“良民证”，还狠毒地开展了“新国民运动”，组织“伪联庄”，用刺刀和机关枪逼着乡亲们违心地背诵“反共誓约”，妄想让倔强的冀中人民听任他们的宰割，在“太阳旗”下乖乖当“顺民”。美丽富饶的水乡顿时被腥风血雨笼罩了，一批又一批村干部被枪挑、活埋，无数个兄弟姐妹遭了祸殃。有的人家活不下去，卖儿卖女都无人敢收留。剧中河南老农王仁厚的悲惨景况，人们不正是同样经历过吗？大伙儿越看，和王仁厚的心贴得越紧，越看越担心他一家的悲惨命运。谁都清楚，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打开局面，形势有了好转，白洋淀人们的血汗还不同样叫鬼子汉奸给榨干。

　　在老乡们看戏流泪的同时，“火线”“前哨”一些没有角色的演员也在台下静默着。他们没有忘记，千里堤上曾经洒过战友的鲜血。“火线”一位叫路翎的女导演，分散活动时随部队转移，冲出鬼子的包围后，路经大树刘庄遭到敌人合击。她誓死不当俘虏，惨死在鬼子的刺刀下。她的壮烈牺牲传遍了千里堤附近的水乡和村镇。

　　剧情发展到第七场，王仁厚一家老小夜宿在龙王庙。这是《血泪仇》的重场戏。观众感情上难以忍受的是，就在王仁厚外出讨饭即将返回龙王庙的时候，儿媳被凶残的韩排长奸污。对王仁厚一家来说，这真是晴天霹雳。剧情十分凄惨，观众目不忍睹。警卫连、通信连的战士们气愤得连呼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为王仁厚一家报仇！”有些战士忘了是在看戏，按捺不住地连连拉动枪栓，有的甚至在拧手榴弹盖。幸好作战科的刘剑秋和分区报社的王原野同志，及时拦阻、劝说，演出场才平静下来。

　　在幕间休息的时候，老乡们一边擦泪一边琢磨，如何开好清算大会，狠狠斗争那些依仗日寇无恶不作的汉奸、特务、恶霸和“伪联庄”头子。地区队、县游击大队、区游击小队的指战员们则想着看演出后如何投入新的战斗，如何端岗楼、拿据点、掏鬼子、锄汉奸。因为当时有些县城还在敌伪盘踞之下，鬼子汉奸还在那里祸害人民。不久前，驻守任丘县辛中驿据点的伪大队长田文明，就一手制造了石门桥惨案，残害40多个抗日干部。指战员们身在戏场，心里仍想着打仗。

　　看演出的军民们都控制着受压抑的沉重心情，关注着后半部剧情的变化。直到演到王仁厚一家到了陕甘宁边区，受到人民政府的优待，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人们的心情才松弛下来。许多大娘大嫂含着眼泪会心地听王桂花“纺线”这段唱：“王桂花在窑内转轮纺线，只觉得一阵阵好不喜欢。来边区还不到六月半载，我一家三口人有了吃穿。老爹爹开荒地30亩半，又种谷又种麦又种花棉。狗娃年幼也能干，拦牛放羊照管庄田。我三人勤劳不偷懒，到明年吃肉吃面还把好衣穿。”扮演王桂花的阎贞，嗓音圆润，唱得清脆活泼，婉转动听。接着，刘二嫂“查线”一段散板转快板，潇洒、流畅、俏皮、轻快，解人愁肠，让人舒心。观众听到这里，一个个又喜笑颜开，连声喝彩。

　　演出持续了好几天。很多观众看过第一遍了，还想再看，有些在西大坞有亲友的老乡就干脆住下了。直到剧团为分区召开的庆功大会演出时，看戏的人群还拥挤不堪。

　　这次演出不仅轰动了千里堤一带的水乡，军分区的同志们也十分振奋。宣传科的摄影记者袁苓为演出抢拍了剧照。前哨报社一位美术爱好者于仲还画了几张速写。记得那位随军记者远千里同志，从雁翎队采访归来后，看到于仲所画《龙王庙》《进边区》《纺线》专场的速写，还打趣地说：“这些画好好保留，将来有了儿子和孙子，给后辈们好好讲讲。”

　　这次联合演出，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汉奸的无比仇恨，出现许多动人事迹。不少青年一散戏，就找村长报名参军；有的推迟了办喜事的日子，未婚夫妻背上军鞋，撑起小船就去支前；父母欢送儿子、妻子欢送丈夫去县游击队、参加大反攻，嫂子送小姑到军分区被服厂、后方医院。参军支前的热潮，在千里堤一带很快掀了起来。指战员们纷纷表决心，要求在攻城夺碉堡时争当突击队员。42地区队模范排排长、战斗英雄高永来，代表全排向分区首长递了请战书，要求攻打辛中驿，活捉田文明。刚刚在蠡县参加过林堡伏击战、全歼日寇依村中队秀雄小队的24团指战员们也纷纷表决心，要进一步扩大成果，不把日寇赶出国境，誓不罢休。

　　（易之根据作者回忆文章整理，有删减，原稿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

　　作者简介：宫洁民，1921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军旅作家、军事记者，曾任《前哨报》记者、志愿军战地记者、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团长等。著有通讯《水上雁翎队》《亲如母子——记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护理伤员的事迹》《跨过鸭绿江的女兵》《奇袭白虎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