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陕北行的第一站，是榆林的横山。延安和榆林，一南一北，是陕北的柱石，榆林所辖诸县市里，向南直线方向，正对着延安的，就是横山。

　　横山并不是一座山，而是一条山脉。它从甘肃六盘水出发，穿宁夏、进陕北，一路绵延浩荡，奔向黄河岸边。而背靠毛乌素沙漠，向南面对黄土高原的横山，简直就是这样——赤条条、无牵挂地横站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上。

　　陕西多山，而陕西省唯一以山命名的行政单位，便是横山。“横空出世”“横扫千军”，一往无前。横山，是一个极其霸气的名字。北岳恒山，南岳衡山，同声异字。恒与衡，显然比横要含蓄、内敛得多。于是，在中国，以“横”为名的地方，你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横山，古称银州，党项人李继迁和李元昊，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打到银川去的。他们建立了西夏王朝——先有银州，后有银川。地名变迁，讲述的就是西夏王朝的来路。

　　明末，生于横山与米脂交界处的李自成，也就是从这里出发，打到了北京的紫禁城。

　　然而，李继迁、李元昊、李自成早已远去，岁月似乎剥蚀了历史的辉煌，枣湾、羊圈、干沟子，土洞、沙梁、柠条山——横山一路所及，扑面而来的，大都是这些土得掉渣的名字。对我而言，唯一例外的地名，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波罗。波罗这个名字，仿佛是从历史中跳出来的，让你不由得眼前一亮。

　　“波罗”，因佛寺而得名，横山此地大兴佛寺，时在北魏。建造了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的鲜卑人，在此建一片浮屠，把佛教文化由草原大举推向了中原大地。

　　“波罗”这个名字当然是外来的，它取自“般若波罗蜜”，“波罗”是“光明、美好的世界”，意为唯有“放下”自我，才能求得解放和解脱——这是个极为深刻、朴素的道理。

　　横山有大河，最著名的是无定河——就是古往今来，多少诗词名篇都写到的那条令“春闺梦里人”魂牵梦绕的边河。无定河，划开了中原与草原，是两种文明和生产方式的纽带。无定河两岸，经历史长河冲刷出的台地草甸，蒹葭苍苍，在我们的先人渔猎耕耘了5000多年的台地上，就耸立着一座庄严的古寺——接引寺。

　　“接引寺”，乃是波罗的地标。接引的意思，其实也是引导你去光明、美好的世界。

　　背靠草原，面向中原的接引寺上，有古城堡一座，名波罗堡。明代军、政两分，榆林镇（延绥镇）沿着明长城，有三十六营堡，横山境内有五堡，波罗堡即其一。

　　岁月如烟，多少英雄豪杰，就是从这里出发，高举战旗走进了历史。站在波罗堡上，面对无定河两岸蒹葭苍苍，顿生无限感慨，而同时却又感到心中茫然，些许感想与感动，完全无从说起——只是分明感到，自己不虚此行而已。

　　二

　　“波罗”触发我的，起初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平淡，尽管在那个口音浓烈的导游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尽人皆知的老生常谈。

　　这故事说的是：1946年，在关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抉择点上，在人民解放战争拉开序幕的时刻，也就是在“波罗”这个地方，发生了被后来证明是扭转陕北战局，因此决定中国命运的事变——横山起义。

　　1946年夏，胡宗南部由南向北，驻守榆林的邓宝珊部由北向南，南北夹击，进攻延安。而当时的中共中央似乎只有一条退路——东渡黄河，去往山西——不得不全面放弃陕北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巨大危局。

　　欲取延安，必取榆林，欲定榆林，必定横山，因为横山向南，正对着延安。

　　而大危局的转变，往往具有戏剧性。1946年10月13日凌晨，驻守横山的国民党第22军一部和陕北保安部队大部，在时任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时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司令部少将参议胡希仲率领下，于横山波罗堡通电全国，决定起义，投向延安。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变。蒋介石的一手好牌，因此被釜底抽薪。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90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满打满算不过百万。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背后有美苏两强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党代表的则不过是“边区政府”，延安之外，在全国只有几个零散的根据地。这就是1946年夏天，国共两党一清二楚的实力对比情况——一旦考虑到这个现实，就会明白，横山的起义者选择的是怎样的道路，他们为这样的选择，又准备付出怎样的牺牲。

　　横山起义，对于解除延安北方重围，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毛主席做出转战陕北的重要战略决策，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实际上，如果没有延安北方局势的松动，毛主席就没有转战陕北的战略空间。横山起义，是在局势万分危急，且十分不利于共产党一方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的倒戈起义完全不同。

　　而率部起义的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二人，都是富平人。他们率领的起义部队，主要由富平抗日子弟兵构成。

　　富平在关中之东，而榆林处在陕北之北。富平人带兵北上，这是因为国家危亡，抗战军兴。

　　晚清之后，陕西富平最有名望的家族，也是堪称传奇的大家族，是胡家。这一家里，出现了叱咤风云的六兄弟，长兄胡景翼，是辛亥革命元勋，1910年参加同盟会，耀县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回国参加护法战争，和于右任一起组织靖国军，任第四路总司令。1924年，胡景翼再与冯玉祥一起组织国民军，任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同年11月，率国民军进驻中原，任河南军务督办。1925年4月，胡景翼病逝于开封，去世时只有33岁。

　　胡家六兄弟中，年纪最小的是胡景铎，他与侄子——大哥胡景翼的独子希仲，年龄相仿。胡景铎、胡希仲叔侄俩一起长大，一同进学。

　　1946年10月13日夜，胡景铎率部由榆林到达横山波罗镇，与驻守在波罗堡的胡希仲部汇合，通电起义。电文痛斥蒋介石卖国独裁，投降帝国主义，妄图发动内战，滥杀无辜，陷人民于水火。电文宣告，要与人民站在一起，走光明的路。

　　三

　　放下自我，放下自我得失，而走向解脱与解放——带你到光明的世界去，从此走向光明。这一真谛，就这样在现实里发生了，而且，发生这一切的地方，竟然就叫波罗。

　　接引寺和波罗堡巍然屹立。今天，它们似乎是沉默着，而这种沉默，却使得传奇更加真实。这种沉默，也许是为了有一天，再次向有缘人讲述这宇宙间的真谛、讲述这人世间的机缘。

　　历史证明：近代中国，所遭逢的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任何妥协、盘算、委曲求全，都将为这种大变局所埋葬，唯有巨大的牺牲，唯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才能使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度过如此巨大的劫难与变局。

　　牺牲是残酷的，革命是残酷的，而这样残酷的牺牲，不仅摆在了最广大的劳苦大众面前，也摆在了旧时代的社会精英面前。

　　历史也已经证明，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传统中国社会精英的相当一部分，就像富平胡家一样，走上了一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道路，走上了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道路。这条道路，看起来似乎不符合他们的阶级利益，但是，却符合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的信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今天看来，他们对于自己和自己阶级、阶层利益的“放下”，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其实是一个两位一体的过程，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他们使得中国得以不依靠外部势力和本国软弱的资产阶级，通过波澜壮阔的革命，推动了、实现了、完成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出现了光明的前景。

　　中国革命是以文化和政治革命为先导的，这是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正是中国革命极为特殊的历史过程，考验着中国的社会精英，并将其推到了命运抉择的风口浪尖。

　　什么是社会精英？在中国，精英不仅是一个与经济和财富相联系的范畴，“社会精英”这一角色，首先意味着家国情怀、人类担当，以及与之相应的牺牲奋斗精神，当然，也意味着文化的底蕴、文明积淀和政治上的使命感。在中国，绝非有钱就可以成为社会精英，因此，也正因为上述特征之缺乏，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不被人民群众视为领导中国社会的精英力量。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者们绝不是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身上，恰恰没有或者欠缺那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家国情怀和人类使命担当。

　　或许——这就是深受中华传统文明的浸润和滋养，在关中大地上成长起来的富平胡家子弟，之所以厌弃和鄙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种资产阶级暴发户，并最终离他们远去的原因。

　　离开波罗堡上路的时候，友人在车里放了那首著名的信天游：《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

　　对这首歌，我突然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正如对伟大的中国革命有了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放下自我，才能到光明、美好的世界去。

　　“放下”与“解放”，虽是一念之间，但这一念背后，却是沧海桑田，天翻地覆慨而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