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耀是中央苏区时期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央红军长征后，奉命留守苏区打游击的他演绎了一段腰缠金条沿途乞讨寻找党组织的感人故事，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点赞。

　　被笑称为“十二分节俭主席” 

　　1933年12月，刘启耀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走马上任头一桩事，就是号召机关工作人员“反对铺张浪费，厉行开源节流”。他发布文件，严格规定所属各级一切经费开支都要注意“十二分的节俭”。他领导制定的《节省规约》，要求大家：“每天节省一个铜片（板），不进馆子、不吃零食，戒绝吃烟、吃酒、吃私菜等口腹上的浪费”。

　　刘启耀向来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要求别人不做的，首先自己带头不做；希望别人要做的，首先自己带头做到。他起草文件用的胶纸、毛边纸，至少要写三道，一道铅笔，二道红笔，三道墨笔。珍纸如金，惜物成癖，从不浪费一寸可写的纸张。

　　就因为他逢会必讲“十二分的节俭”，久而久之人们给他取了个雅号“十二分节俭书记”。他听过之后也不生气，呵呵笑答：“你们晓得要十二分节俭就好！革命需要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形势异常残酷，刘启耀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表态：我从现在做起，每月自带伙食，不要公家津贴，一直坚持到反“围剿”最后胜利为止。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省党员干部纷纷表态，一致举手，决心跟省主席一样做到。从此，刘启耀坚持每隔两个月回兴国老家挑米回省苏维埃政府办公。其妻不解，嗔怨道：“当了省主席，连饭都赚不到一口，真没出息。”他解释说：“共产党的官，再大职务也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后来战事越紧，工作越忙，刘启耀无暇回家背米。妻子就挑两布袋的米，步行山路从兴国老家赶到宁都省政府驻地送粮。当时广为流传这样一首革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打灯笼。

　　九死一生寻找党组织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突围长征后，敌人乘势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江西军政委员会率领游击武装3000余人在省委代理书记曾山、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军区司令员李赐凡等带领下，开展游击斗争。1935年1月初，红军游击部队被敌人紧紧包围在小布树陂村的狭小地带。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率部沉着坚定，与敌军多次接触交锋，实施突围计划。为了保存革命火种，决定部队分成三条路线从树陂村突围，第二路由刘启耀与李赐凡率领军区教导队、警卫营千余人经塘窝向南转移大沽，再西转阳斋打算去东固。在突围中遭遇敌人围追堵截，被困于宁都小布以北的崇山峻岭之中。他们在孤立无援，天寒地冻，缺医少药的逆境中，频繁阻击数十倍于己之敌，终因敌众我寡，弹竭粮尽而被冲散打垮，伤亡惨重。大部分游击战士骨露荒野，血染山巅。

　　战斗中，刘启耀身负重伤，血流如注，昏迷不醒。生死关头，刘启耀的庚兄当机立断撕下贴身内衣替刘启耀包扎好伤口，解下他的武装带，拿过他的手枪，穿上他的外衣，将刘启耀推入死尸堆中，自己冲向山顶翻过山坳吸引敌人离开阵地，结果被蜂拥而上的敌人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敌人占领了游击队的最后阵地，便从漫山遍野的红军尸体中寻找指挥官。他们认定最后那位倒毙的手持驳壳枪英勇抵抗的是“大官”；进而又从手枪、怀表及党证上的姓名，推断此人便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并找来随军记者拍照，上报请赏。于是，国民党各家报纸连篇累牍吹嘘“击毙伪江西省主席刘启耀”，乃至我党组织一时也难辨真假。1937年12月7日，项英在向中央的报告《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一文中，还误认为“刘启耀等省一级领导人被捉而牺牲”。

　　当晚刘启耀苏醒过来，从死尸堆中爬起，目睹尸首狼藉，血水横流的惨状，欲哭无泪，强忍悲痛，爬往一处隐蔽山洞，找出事先埋藏党交给他保管的13根金条和一批首饰银元，用布包好系在腰间，然后自寻草药医治身上的伤口，找野菜充饥，在山洞里过着近乎野人的穴居生活，辗转遂川、万安、泰和一带流浪乞讨，一边秘密寻找党组织，一边联络失散同志。经过两年多的苦苦探寻，他终于找到了党组织，还联络上200多名失散的党员，并把党的活动经费“完璧归赵”交由毛泽覃之妻贺怡转交给党组织，临时省委用这笔经费买了一栋房屋，以“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名义，建立了省委秘密机关，部分剩余经费用于保释狱中的大批战友。

　　身患重病默默为党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变本加厉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7月，江西省委均遭破坏。在大搜捕中刘启耀第三次被捕入狱。国民党反动派再一次对他进行人身摧残、迫害。刘启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一口咬定自己仅是失散红军。经过半年的关押审问，反动派一无所获，对这个守口如瓶的硬汉无法治罪。最后，刘启耀由马家洲的朋友出面担保释放。这时，江西、广东两省的地下党组织机构已解体，停止活动，中断了联系，刘启耀成了一只离群的孤雁。他回到马家洲，根据党在国统区开展工作要求，先后在武溪、上湾、龙泉等地设棚卖茶度日，等待时机为党工作。

　　自1934年离家后，刘启耀近10年未与家人见面，也不知家里妻儿老小是死是活。经多方打听，得知其母亲不堪受国民党反动派与地主迫害自缢而亡。妻子遭国民党联保“打地雷公”的酷刑，生活无依靠，沿村乞讨度日。长女刘文香4岁时就送到枫溪陈家做童养媳，儿子刘长涌14岁被迫去学撑船当船夫，终日漂泊在兴国至赣州的江河上，胞弟刘启琨参加红军长征因负伤回到兴国，被反动派折磨致死。刘启耀一家仅剩下致残妻子与撑船的儿子相依为命在死亡线上挣扎。听到这些情况后，刘启耀心如刀绞，但为了革命，他强忍悲痛，继续隐姓埋名，流浪他乡，默默为党工作。

　　1942年至1945年，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刘启耀积劳成疾，贫病交加，染上肺病，经常卧病不起，在穷愁潦倒的悲惨处境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三年。1946年1月的一天，刘启耀病情突然恶化，吐血不止，他知道自己支撑不了多少时日，弥留之际他让人抬他到“赣宁旅泰同乡会”的厅堂躺下，第二天，刘启耀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时年47岁，由同乡会的人把他安葬在马家洲一个山丘上，没有墓碑，只有一堆新土。（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