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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百岁老人的红色少年往事:跟着哥哥当红军
    发表时间:2022-12-29 来源:中国军网-解放军报

    红色少年往事 

    ■卜 谷

     

      红军如漫天星斗,璀璨闪烁在赣南历史的天空,照耀整个中国。

      而今,我沿着赣南曲折的山道,沿着历史溯源而上。我走近一群百岁老人,盘桓在他们山高水低的岁月,走入那个辉耀史册的时代。随着采访延伸,我的采访名录也在不断延长,其中每一个名字都在记忆的隧道里如星星点点,闪烁光亮。

      采访中,记忆被激活,显现那动人心魄的故事;场景被点亮,闪耀着曾经亮丽耀眼的青春;心灵在共鸣,两代人的血脉相通交融。

      一

      背根小木杆,

      去当儿童团,

      站在十字口,

      遇到过路人就要盘。

      盘什么?

      盘身份:

      是红军,请过去;

      是白军,赶快去报告暴动团。

      ——苏区儿童团歌

      我查阅历史资料,见《兴国人民革命史》有如下表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在实行农村军事化过程中,决定凡7岁至15岁的儿童与少年均加入儿童团,凡16岁至25岁的青年均加入少先队,凡26岁至45岁的青壮年均加入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赤卫队均属军事化组织。

      1930年3月,兴国县刚成立苏维埃政府时,便建立了兴国县少年先锋队中队部。少年先锋队寓兵于农,平时训练,战时出发,不脱离生产。一旦上级发布命令,他们便听从指挥,配合赤卫军、地方红军和主力红军开赴前线作战。

      如今的百岁红军,绝大多数人是那段史册中的亲历者。

      钟希悦(曾任兴国模范师16团通信员,兴国县龙口镇嶂下村人):

      红军来后,村里成立苏维埃政府,各种年龄的人进入了相应组织。7岁至15岁的人参加儿童团。主要的工作是站岗放哨、带路送信。有一次轮到我站岗、放哨、查路条,还真抓到一个冇(没有)路条的人。那人说去走亲戚,要我通融一下先放他过去,走亲戚回来时再补路条,我不肯;那人又说不让去走亲戚就算了,他干脆回家,我也不让他走。送到乡里一审,真是个白军探子。

      领导由此对我另眼相看,派我去县城开会。这是我第一次进城,十分惊奇有那么多的房子那么多的人。会场是一个大祠堂,领导在台上先讲形势,再布置下一阶段工作:要主抓戒烟戒赌、剪长发。

      回到村里,我就当上儿童团团长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敢得罪人。我带领儿童团员们到处禁烟、禁赌、剪长发。禁烟这项工作最难,要查准“情报”,钻空子上门进户追查。我们一连缴了12个人的烟枪、鸦片烟,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二

      荆棘丛生,藤蔓遮拦,连路都没有的大深山,走出了一个英勇善战的将军。

      那年盛夏,经长途跋涉、攀援,我气喘吁吁登上油寨脑山顶,到达一个世纪前钟炳昌将军生活的屋前。这是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地方。屋背是并排四座状似利齿般直插云霄的山峰。正面是一座阔大屏幕般的山屏,因其状似军营幕帐,本地人唤“帐幕山”;因其颜色略带金黄,又唤作“猪膏山”。干打垒的土屋旁,一股清澈的泉水潺潺而流,汇入山下的樟木河。

      钟炳昌(曾任红一军团野战医院看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兴国县樟木山乡塘埠村人):

      在赣南山区的兴国县,我们樟木山乡塘埠村是最偏远的山区乡村。人烟稀少,每个山坡只居住了二三户人家,如果有五六户人家就算是大坡了。就那么偏僻的山区,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我13岁,参加了儿童团。白天轮流站岗、放哨、送信。晚上,则邀上小伙伴一块挑着灯笼,手持红缨枪,一座山坡、一座山坡去查夜。夜深人静,会害怕时就高声唱歌。儿童团教唱了许多儿歌。

      萤火虫,打灯笼,

      飞到西,飞到东,

      照我红军去放哨,

      叔叔半夜都出动,

      红军叔叔一声吼,

      白军还在做美梦。

      夏夜,那是十分美丽的景象,一串串灯笼像一条游龙蜿蜒在山道上,游动着与星空融为一体。晚饭后,各山坡人家,坐在晒坪上望着这条游龙转来转去,十分有趣。小孩都愿意参加到这游龙中来。客家人好客,大人都热情接待,有的人家还端出擂茶、茶水给我们止渴。在扯闲聊天中述说,这一天村里有无异常情况,有无陌生人往来。临行,站起来叮嘱叮嘱,待客般送我们一程。

      时间长了,家家户户都知道要关注什么,要告诉我们什么。

      有一次,就在距我家五里多远的后山坡,我们一群半大孩子,还真的捉到了一个白军的密探,押送去了乡苏维埃……这下,那些讥笑我们站岗、放哨、夜巡就是过家家、做游戏的大人,再也不敢瞧不起儿童团了。

      偏远山脊沿线,就这样编织了一道道密密匝匝的红色警戒线。

      三

      她骨子里的乐观和幽默感,在交谈中一丝丝往外渗透。

      遥想当年,她没有离开这座大山时的生活,仿佛是一幅初春的油画:一名山村少女,赤足,日日奔走在这片油菜花盛开的山崖,和那片映山红盛开的山崖间送信。记忆中,不知随风洋溢着多少青春活力,又不知吞咽下多少艰辛苦涩。

      廖月英(曾任红军游击队交通员,宁都县蔡江乡罗坑村上村组人):

      当时的穷人蛮苦,生活冇(没有)一点指望,人活得冇一点劲。大人们见面除了叹气、摇头,连话都冇得说。

      突然,红军就来了。村里变了个天,人们都像变了个人。大家说的话多起来,笑容多起来了,多出了几条活路。最大的变化就是成立苏维埃,打土豪、分田地,拿锄头把的手拿起了梭镖。锄头把子和梭镖把子差不多,枪杆子就不一样。

      我爷爷是红军赤卫队员,拿根梭镖在外面整天整天不回家。外公参加了红军,偶尔回来见过一两次面,也没有喜欢我的表示。那时的乡村人,都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外公后来在长征中牺牲了。

      当时的人都积极当红军,爷爷、外公都当红军,哥哥也当红军,我没有哪里去,就跟着哥哥当红军。

      哥哥开初是地方红军,地方红军后来升格为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在地方上打仗,主力红军是到处奔跑打仗。哥哥走了,死活都冇一点音信。

      1932年,我才12岁。刚开始参加红军时,我冇做什么工作,就是专门负责给大山那边的红军和蔡江游击队送信。放哨也去放过,去了几天我就不肯去,怕冇路条的人会打我。我只报下子信(送信),还评到了奖。

      每次我都能够完成任务,领导夸我:“这个女仔,不会调皮。”

      报信耽搁人工,苏维埃给过钱,我不要。又冇做什么事,就是走一下子路,怎么可以收钱哩?不过,路也蛮难走。山大,阴气太重,有的地方白天就像晚上,黑黑的树林不透一点光线。拿着路条,走到山旮旯里,会怕,有野兽、有蛇。我碰到过野猪、野鸡、野兔、黄鼠狼、狐狸子,冇碰到过豺狼,如果碰到豺狼会被撕掉。拄着棍子也会怕,东敲一下,西戳一下,棍子又不是枪,远处戳不到。

      那天,听到一点响动,我一戳,戳到一条窑碗粗的大蟒蛇,吓得我发抖,赶紧跑。路上不小心跌一跤,把手掌骨跌断。村里冇医生,有一个懂点草药的人来帮助接骨。他不收钱的,冇接好也不能怪人家。后来经常会痛,一下雨手骨就会痛,阴阴的、酸酸的疼,从骨缝里抽出来的痛。几十年了,不能用一点力气做事。

      碰到野兽可以躲,碰到人躲不开。形势紧张起来,自己人也会上前盘问,要拿路条出来。敌人除了会盘问,偶尔还会搜查。报信的路上,我还会提只篮子,在树林里的小径东张西望,顺便摘几只野果,捡几只蘑菇回来。野果、蘑菇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冇野果、蘑菇的时候我就提一只粪畚,在路上捡粪。有一次,为了躲避敌人搜查,我还把信藏在牛粪下。

      上级叫我一个人报信,主要是看中我人小又是个妹崽仔,一般不引人注意。

      ……

      在采访中,我的笔触、镜头,屡屡掠过赣南大山的光影。我常想,自古以来,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英雄都是在坎坷、苦难、磨砺中铸就。战争年代尤其如此。在弥漫的硝烟中,那些青少年从一开始就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历练和考验。岁月流逝,他们口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点滴记忆,其实早已蕴藏着追寻光明和信仰的人生理想。

    网站编辑:朱琳瑄
    党建网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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