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松

　　17世纪的我国明王朝在传统农业文明的巅峰期跌落到“历史周期率”的谷底；18世纪的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滚滚蒸汽中与腐败高发期不期而遇；19世纪的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机轰鸣中与高发的腐败形影不离……

　　腐败不是某个国家的土特产，也不是某种制度的专属品。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保证腐败“零风险”；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保证腐败“零发生”。

　　从世界范围看，工业化、现代化既是物质生产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政治发展和社会转型，而且往往会伴生着腐败易发高发现象。工业化、现代化将所有社会成员卷入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之中。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走出腐败高发期——大国兴亡的三个样本》一书，用翔实的史料，对17世纪到19世纪，中、英、美三国的三段腐败高发期所遇到的腐败与反腐败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实证研究，生动而深刻地剖析了腐败高发期的特征和类型。本书把腐败与反腐败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视野中，为我们勾勒了现代化进程中腐败现象的前世今生。就腐败高发期所进行的历史回溯，本书并没有拼凑一幅“世界腐败史”，而是选取了近代以来中、英、美等三个重要国家的三段历史标本，全景式再现了中、英、美等国工业化、现代化起飞期与腐败高发期叠加并行的历史场景，见微知著，发掘腐败高发期背后的深层缘由和顶层危机真相。

　　在17世纪我国明朝，传统腐败爆发，权力经济和商业经济交错，从顶层的万历皇帝、首辅大臣到底层的宦官、胥吏，从巨商大贾到市井小民，大面积陷入贪婪奢靡和腐败中。

　　英国在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一跃崛起为全球大国，但却处于腐败高发的“骚乱年代”：“从法庭到军营，从国会到法庭，从乡村到城镇，从富人到穷人，巨大而浓重的信仰和道德黑暗令人触手可及”，开放的议会选举成了权贵阶层贿选舞弊、操控政局的舞台，开放的粮食市场成了黑心商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乐园，对腐败不满的人们发起的“小麦骚乱、抗税骚乱、农业或工业暴动不可胜数”，金钱重于血统已经成为新的基石，隐隐发难而又处处显现的利益冲突引发了骤然增加的群体性事件。

　　美国在19世纪中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超越欧洲列强成为头号工业大国，但却落入腐败高发的“镀金时代”。比如由格兰特总统引发的任人唯亲的泛滥，其任免的内阁腐败丑闻不断，美国社会在造就高速发展中，也迎来了贫富差距和道德沦丧的顶点。

　　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英、美三国的三段腐败高发期来看，似曾相近，实则不同。英、美等“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核心国家，之所以能够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靠的是改良式社会调控，其主要力量源于统治阶层的顶层治理。特别是英、美等先发国家依靠两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容量和发展活力，“对冲”了因腐败引发的社会利益冲突和严重矛盾对立，为缓解民众的腐败“泛化”心理和社会紧张创造了前提条件，更为实施福利改善、收入调控、税制改革、贫困救助、社会保障等“社会主义化”救济措施赢得了政治运作“空间”。

　　英、美垄断资产阶级在公共福利、民主权利等方面的有限利益让步，也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在腐败高发期，英、美统治阶层通过自我救济中，规避了严重的执政危机，最终完成了大国崛起的特殊“接力”。

　　相比之下，在17世纪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明朝却丧失了执政安全意识和顶层自救能力，陷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并被农民起义和关外铁骑改朝换代、“破产关门”。

　　在遭遇腐败高发期的执政危机时，明朝统治阶层也曾一度自我救济。明中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有两次：一次是张居正在国家层面的务实改革。张居正的改革，核心是一种赋税结构调整和财政体制革命，企图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形下使国家政权获得新的底层支撑点，然而，业已形成的官僚集团的逐利风潮和土地兼并，使得这种顶层设计如昙花一现，根本没有土壤得以存续。

　　另一次是王阳明在社会层面的务虚改革。王阳明作为一个奇人，生前功名显赫却十分落寞。倒是隆庆二年，皇帝再诏赠为“新建侯”，谥“文成”，颁铁券。穆宗皇帝在券文中说：“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尽管如此，一两个人的力量在社会大潮中好似沧海一粟。在无法有效进行利益调整的顶层设计和集体不负责任的执行机制下，明王朝只有走向灭亡这一条路。

　　就穿越大国之路上的腐败高发期而言，本书最终揭示了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可怕的不是腐败，而是丧失了守住政权安全底线的意识；危险的并非腐败高发，而是丧失了实施顶层救济的能力。有了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行动，深度权力透支所造成的“历史周期率”，将得到异常艰难而又持续有效的“修订”。

　　历史经验亦一再表明，要走出腐败高发期，最有效的路径是让公共权力与政治责任挂钩，让政治权力与私人利益脱钩。这既是对政治智慧的持续检验，也是对执政安全的永恒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