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强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修养》）演讲。这部名篇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80多年来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首次发表以来，《修养》一直是推动我们党自身建设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通过不断学习、修养、锻炼，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努力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1939年《修养》出版后，很快就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传播开来，并产生了广泛影响。1942年春，刘少奇应奥地利医生罗生特请求，写信介绍个人经历时说：“用我名字公开发表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流行较广的（发行约有十万册）一本小册子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高度重视《修养》的重要意义，多次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谈到必须加强党内教育时指出：“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新世界，这个意义非常之大，这是全国性的。”他要求新华社“广播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教育材料，并把它同列宁论纪律、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等文件放在一起播出。1943年，毛泽东在同一位抗日根据地领导人谈话时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写得很好，你读过没有？他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

　　《修养》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2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把《修养》作为整风学习的22个文件之一。在整风学习中，刘少奇的《修养》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一起，成为党员干部提高理论水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总结历史经验，检查工作和思想，加强党性锻炼的有力思想武器，推动了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进步，也推动了全党的团结统一。

　　很多参加整风学习的党员干部，通过学习《修养》来反省自己、改造自己。当时参加整风学习的杨尚昆回忆说：“在延安整风中，这本书又被毛泽东选定为干部整风必读文件，人手一册。大家认真学习它，用来对照检查自己，从而哺育了整整一代的共产党人。”曾在延安学习过《修养》的黄树则也回忆说：“一想起少奇同志，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熟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我们这一代，谁没有受过它的熏陶和教育啊！”著名爱国军人续范亭，在读到这本书后，大加赞赏，自己出钱印了上万册，发给周围的人和部下，要他们学习，还通过黄河书店广为发行。很多战争年代的党员干部回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牺牲战士的衣袋里装着的《修养》，已经被鲜血染红。

　　1949年，解放社出版了经刘少奇审定的《修养》修订第一版。到1951年10月，已经印了8次，发行29万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机关评议工资时，很多党员发生思想波动。对此，董必武说：“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共产党员不要和别人比名利地位，要比的是自己比别人多做多少工作。碰到评议工资这类问题时，大家可以把这本书再看一看。”

　　1962年8月1日，《红旗》杂志第15和16期合刊重新发表了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修养》，《人民日报》也在当天用6个整版转载。8月2日也就是《红旗》重新发表《修养》的第2天，毛泽东在同华北地区部分省区党委负责人谈话时说：“《红旗》发表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很及时。”它对当时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正视困难，正确处理困难中的各种问题，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修养》共印行了2000多万册。《修养》为什么如此受欢迎？1962年在一次汇报会上，刘少奇说：“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很多模范人物如焦裕禄、雷锋等，无不受到《修养》的影响。焦裕禄去世前对大女儿焦守凤说，你从我手里继承的只有党的事业，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留给你的，只有两本书，“你要好好读它，那里面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焦裕禄去世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部书：一部是《毛泽东选集》，一部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修养》不但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经典著作有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等多种译本，在许多国家发行。纳尔逊·曼德拉在自传中说，自己写了一份题为《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的文件，“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曼德拉曾说，如果从个人修养来说，对他影响最大的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摘自2020年第1期《求是》，原标题为《重温〈论共产党员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