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申孟哲

　　6月29日，来自四川达州、93岁的老党员周永开，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当天“周老革命”穿了一身藏青色中山装——这让记者有点眼熟。两个多月前，在家中接受本报采访时，周老穿的也是这件。

　　“周老革命”是达州人对周永开的尊称。周老的家，在一座30多年前建成的机关家属楼里，屋子90多平方米，陈设简陋。周老生活俭朴，冬夏各两身衣裳，来回换着穿。他老两口都是离休干部，离休金加起来每月2万元左右，但除了吃饭，周老日常最大的开销是10元，在农贸市场小店理发的钱。

　　周永开个儿不高，圆圆脸，总是笑，带点羞涩，一口四川话口音浓重。虽已高龄，身体依然硬朗，头脑清健，接受采访时谈兴颇浓。他一个劲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小人物，一辈子做的也都是小事，这辈子做过最大最正确的事就是入了党。这名党龄76年的老党员，至今仍记得入党那夜。他17岁，介绍人是学校老师，就问了俩问题：怕不怕死？会不会背叛同志？

　　那是1945年，抗战结束，川北地下党的活动还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组织看他是学生，成分好，爱学习，爱活动，就把地下交通、发动群众的任务交给他。喜欢跟群众“摆龙门阵”，是那时起就养成的习惯。离休后，他闲不住，“共产党员是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离休就不干事了，怎么能叫奋斗终身？我理解，终身就是要到火葬场才停下来。”

　　于是，他组织了“义务植树队”，招募几名队员，扛起树苗和锄头上了花萼山。那时他65岁，一干又是20多年，恢复了因山火毁掉的数千亩树林，说服山上的百姓退耕还林，将花萼山建成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花萼山就是这样一座奇伟瑰怪、人所罕至的险远大山。若非实地探访，绝难体会当年周老带领群众植树造林的艰苦——护林员项大爷说，当年进山时，山上几乎没路，更别说电；周老上山拄竹杖，住茅屋，点煤油灯，巡山时跟大伙儿通讯，靠的是手中一把军号；四川竹多，杖可随地取制，用坏了就换，光竹杖，周老就用了几十根。

　　山上不时落雨，常常毫无征兆地劈头浇下；道路湿滑，记者几乎浑身湿透，双脚满泥，直到看见山顶茅屋。堪称“家徒四壁”的屋子，墙壁已经被火熏黑；房梁上垂下一支长长的铁杆，烧水的壶悬在空中。项大爷解释，山上做饭不容易熟，地下火坑烧起火，烧水就把壶挂在钩上，炒菜也一样，把锅悬上。他从坑灰中刨出几颗洋芋递给记者：吃吧，当年我们都是带着烤洋芋巡山，休息时候就点水吃。

　　上世纪90年代初，周永开就给山上的群众普及生态保护、退耕还林的理念，一些群众不理解，把他树立的宣传牌砸了又砸；乡亲们穷，他每次回家都从四处凑旧衣服分给大家；山区孩子们多辍学，他自己捐钱修起花萼山小学，资助孩子们走出大山；山里不通电、没有路，他四处跑项目把基建搞起来；群众没有文化生活，他从城里背来二手放映机，给乡亲们露天放电影……就连为恢复植被购置的树苗，也是周老自掏腰包。

　　后来，周永开居住于山顶的茅屋塌了，人们在原址盖起了一座瞭望塔。站在塔顶平台，放眼望去，群山纵横，云雾升腾，金雕翱翔空中，周老当年种下的“清风林”静默无言地矗立。

　　“这么多年您捐资助学、植树造林、搞公益事业，花了多少钱，统计过吗？老伴支持您吗？”记者问。

　　周永开又露出羞涩的笑容：“没算过，也不记得了。老伴一直很支持我，要感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