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1896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个没落的书香望族，其祖父沈恩培在家中办私塾，父亲沈永锡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清末秀才，母亲陈爱珠是一位很有远见的坚强女性，茅盾从小就受到良好家庭教育的熏陶，为其学习成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随后，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20岁毕业后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成为商务印书馆第一位共产党员。在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茅盾创造了《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等代表作，为革新中国文艺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1981年3月14日，茅盾在弥留之际，把自己的全部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旨在鼓舞长篇小说作者继续创作。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之一，也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茅盾作为我国现代进步文化的先驱者，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理想信念坚定的革命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青年时期的革命经历，更是坚定了茅盾毕生的革命信仰，为新时代的青年成长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饱读诗书，壮怀激烈

　　茅盾刚5岁的时候，父亲沈永锡就自己选编了一套教材，亲自教授茅盾。少年时期的茅盾勤奋好学，尤其喜爱作文。茅盾10岁的时候，父亲英年早逝，母亲独自支撑起家庭的重担，并把两个儿子都送入了学堂接受教育。茅盾在立志小学读了三年完成了初小学业，然后进入乌青镇公立高等小学校（后改名为植材小学）学习，在这里不仅学习了国文和历史，还学习了算学、绘画等科目。在求学阶段，茅盾就表现出了突出的写作能力，写了《秦始皇论》、《汉武帝论》、《话月蚀》等史论和科学短论，得到老师的高度表扬。在课余时间，茅盾还读了很多守旧人眼里的“闲书”，包括《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七侠五义》等，涉猎非常广泛。1910年茅盾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三中学，也就是湖州府中学，1911年转到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也就是嘉兴府中学读三年级，这段时间茅盾一方面按照“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的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的要求，认真完成学业；另一方面，他在课余时间继续阅读小说，尤其痴迷侦探小说。

　　在大量阅读的同时，茅盾也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相反，他很关注社会形势的变化。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茅盾从小就十分关注革命事业的发展。在他转学到嘉兴后不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进步的革命思想让茅盾深受震撼，他表示自己要“无条件地拥护革命”，不仅广泛阅读进步报刊，而且身体力行参加了剪辫子的风潮。时任嘉兴府中学的校长方青箱是同盟会的会员，他把学生武装起来占领嘉兴府城，教授几何的教员计仰先还亲自带着学生前往杭州助攻府台衙门，这些都给茅盾年少的心灵播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茅盾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革命，他利用学校临时放假的时间到处宣传革命，不仅让自己深通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且让周围更多的人了解到革命的积极意义，展露出他卓越的宣传才能。然而好景不长，学校复学后就被新来的学监宣布整顿校风。这一举措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茅盾更是义愤填膺，决心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反动落后的学监斗争到底。以写作见长的茅盾和其他几个同学写了讽刺诗来抨击学监，因为这件事直接导致茅盾被学校开除，但是却坚定了他和反动势力斗争的信心和勇气。第二年春天，茅盾考到了杭州私立安定中学，从四年级开始学习，1913年夏天从该校正式毕业，完成了中学阶段的学习。虽然经历了转学的坎坷，但是茅盾始终以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北京大学第一次到上海招考预科学生的时候，十七岁的矛盾成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得以进一步学习文、法、商三科的预科，成为那个年代不可多得的大学生。

　　铁肩道义，妙手文章

　　刚来北京，茅盾住进了译学馆，广泛阅读自己喜欢看的书，不仅研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深入学习外国文学及文学理论，涉猎了包括各种西方古典作品，以及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各个文学大师的作品，特别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北大读预科的整整三年里，茅盾更加勤奋学习，如饥似渴地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为他从事开展文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6年7月，茅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面临就业选择的时候，正在财政部任公债司司长的表叔卢学溥曾推荐了几个亲戚家的孩子进银行做事，茅盾没有选择去银行界工作，进入商务印书馆，叩开了文学的大门。创建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为茅盾发挥文学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刚开始，茅盾被安排在编译所的英文部，负责在英文函授学校修改学生的课卷，这里很难发挥出他的创作才能。是金子总是会发光。一次偶然的机会，茅盾看到商务印书馆重点推出的《辞源》有不少错误，于是他着手给总经理张元济写了一封信，阐述了自己对这本书的看法，第二天上午把这封信委托茶房送给张元济。很快编译所长高梦旦就约见了茅盾，把他调到老先生孙毓修那里合作译书，体现了总经理张元济对他才华的高度认可。年轻的茅盾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从事自己喜欢并擅长的工作。但是一开始孙毓修对茅盾并不了解，作为清末秀才、又有多年编译经验的老先生，孙毓修认为茅盾“根底尚浅”，对这个刚出校门的毛头小子不太放心。直到孙毓修看到茅盾翻译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简洁有趣，思想丰富，而且茅盾还很低调谦逊地表示，自己可以不署名，这让孙毓修对茅盾的印象大为改观。除了翻译大量外国名著之外，茅盾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已表现出了明显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主义特点。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10年创刊的《小说月报》，当时是商务印书馆的四大杂志之一，内容通俗易懂，在上海广大读者中间深受欢迎。究其内容，以鸳鸯蝴蝶派编写的奇情苦情故事为主，多是才子佳人的缠绵悱恻。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给《小说月报》的发售带来严重冲击，销量不断下滑。总经理张元济认为这样下去不行，需要进行改革。为了找到能够担当改革大任的人才，张元济和高梦旦专程到北京拜访各界名人，郑振铎向张元济推荐了茅盾。当时茅盾常常在报刊上以“雁冰”为笔名发表文章，有着丰富的写作经验。其实在这之前，《小说月报》的主编王莼农也已经向孙毓修提出借茅盾过去，负责开辟“小说新潮”的新栏目，使用白话文，发表翻译过来的西洋小说和剧本。茅盾的文学才华逐渐崭露出头角，得到越来越多的人赏识。1920年，年仅24岁的他接手主编《小说月报》，第一期封面特意选择了一张襁褓中的婴儿图画，预示着《小说月报》改版后的新生。茅盾在这次改版过程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为人生的艺术”口号，强调现实主义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学者表现的人生应该是全人类的生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的思想和情感一定确是属于民众的，属于全人类的，而不是作者个人的”。他进行大胆革新，一改月报以鸳鸯蝴蝶派讲述才子佳人内容为主的传统，关注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展现人民的苦难，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一经改版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轰动，各地纷纷要求下期加印。第一期发行了五千册，第二期就已经上升到七千册，年底增长到一万册。《小说月报》如黑暗中的一颗明星，指引文学者到关注现实、关注人民的革命道路上。

　　投身革命，勇毅前行

　　茅盾曾说过，“我如果不是到上海来，如果不是到商务印书馆来工作的话，可能就没有自己文学上这样的成就。”在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中，茅盾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文学革命的立场，将抨击旧传统、宣扬新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认为现实主义文学必须是时代的反映，文学创作源泉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风貌，必须反映一定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他和周作人共同发起了文学研究会，与鲁迅等人创办的《语丝》，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创办的《创造社》齐名，共同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进步和发展。20世纪10年代，各种思潮在中国大量传播，各类爱国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身处时代洪流之中的茅盾，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并不能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深深地感染了茅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思想日趋成熟和深刻。

　　茅盾的文章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在这一年的上海，陈独秀约见了茅盾等沪上进步人士。在交谈中，陈独秀的平易近人给茅盾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陈独秀在研究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时，让茅盾翻译了《联共党章》，将之作为起草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依据。在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下，本来就关注穷苦大众的茅盾，政治立场上更加认同和信仰共产主义。他积极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投入到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中。他在《共产党》上发表的多篇文章为中国共产党初期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主编《小说月报》等工作已经使茅盾忙得焦头烂额，但被革命热情鼓舞的、时年二十四岁的茅盾仿佛不知疲倦一样，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筹备事宜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常常参加党的活动而凌晨归家，以至于一度引起母亲和妻子的怀疑。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茅盾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的信念。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茅盾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58名党员之一。因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便利，中共中央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会的联系。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不是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先寄给茅盾，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钟英”乃“中央”的谐音。郑振铎等人都是茅盾的朋友，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着秘密。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在这一时期，茅盾承担了大量具体的党务工作，他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坚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与文学追求上表现出了一种理性的自觉与坚定。

　　以笔为矛，初心不改

　　1923年8月5日，毛泽东参加上海地区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的第六次会议，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茅盾，共同的革命信仰使得两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第二年春，茅盾以上海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组织策划上海工人纪念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亲身参与革命实践让茅盾对于无产阶级的命运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在五卅运动爆发前后，茅盾的文艺思想实现了从“为人生的艺术”到“无产阶级的艺术”的转变。

　　1924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发表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和《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两篇文章，指出“所谓革命的文学，并非是充满着手枪和炮弹这一类名辞，并非像《小说月报》所为标语的血和泪”。这些观点引起了茅盾的深思，到底文学是为了什么？在思考的过程中，茅盾翻阅了大量英文书刊，了解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文学艺术发展的情况，结合自己参与革命实践的体会，重新清理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提出用“无产阶级的艺术”来修正“为人生的艺术”的提法。在此背景下，茅盾撰写了《论无产阶级艺术》的长篇论文，前后两个部分分别发表在《文学周报》5月和10月的刊物上。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新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论述无产阶级文艺的论文，对于革新文学发展、推动革命进程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文章一共5节，第1节从西方文艺发展史的脉络中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第2节重点论述了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即“新而活的意象+自己批评（即个人选择）+社会的选择=艺术”，第一次提出阶级社会中的社会选择就是阶级选择的观点；第3节分析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范畴，区分了无产阶级艺术和农民艺术的差异；第4节讨论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第5节分析无产阶级艺术的形式等问题。这篇论文第一次从文艺理论的高度对无产阶级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概括，成为指导无产阶级艺术创作的重要文献。

　　在写这篇文章的期间，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茅盾不仅组织领导了这场罢工运动，而且直接上街参与了罢工游行。1925年6月1日，在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以及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的工商学联合会的领导下，上海成功实现了“三罢”，人民的反帝斗争一度达到高潮。6月4日下午，茅盾等30多人发起成立了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并在中华职业学校举行讲演会。他亲自讲演了《“五卅”事件的外交背景》，还原“五卅运动”的历史真相。随后，茅盾组织领导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运动，并取得胜利，进一步推动了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在五卅运动的洪流中，茅盾再一次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才能，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担当，在与反动派斗争的血与火的实践中，不断推动共产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社会形势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学富五车的茅盾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以青春的蓬勃朝气投入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以瘦弱的身躯承担起家国天下的责任和使命，以笔为矛刺向了反动派最深的毒瘤之中，用自己奋斗的一生谱写了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篇章。正像茅盾其名，起初因内心总有斗争故以“矛盾”作笔名，后因行文雅致又改为“茅盾”二字，仅就这一点就彰显出大无畏的英雄气魄。少年强则国强，正是一个个像茅盾一样心怀祖国和人民的青年，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才创造了今天的盛世中国。他们于新火依微处寻光，于阴风怒号中呐喊，于神州陆沉之际挺身而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春山可望，文胆可期。对前辈最好的铭记，就是继承其革命志向，为祖国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富足、生活更加美好而矢志奋斗。

　　（作者：肖楠   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