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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
    发表时间:2022-10-26 来源:人民政协报

    何立波

     

      杨匏安在广东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后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理论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广东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南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之路

      杨匏安,字麟焘,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南屏乡(今属珠海市)北山村的一个破落茶商家庭。1911年,杨匏安赴日求学。留日期间,杨匏安经常跑图书馆与书店,研读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文艺等书籍及西方各种流派的新学说,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日文译著,为形成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杨匏安奉母命离日回乡结婚。婚后不久,杨匏安离家到澳门担任塾师。1918年,杨匏安举家迁往广州,在广州时敏中学和道根中学任教,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东方杂志》的记者。

      《广东中华新报》是广州当时一家规模较大、影响较著的报纸,报道过一系列有关十月革命的消息,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在北方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广东中华新报》从1919年6月起创设《通俗大学校》副刊,以介绍科学知识、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宗旨。

      在广州期间,杨匏安发表了数十篇文言体的散文、小说、翻译和旧体诗。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言小说《王呆子》,描写了一个农村青年为父姐复仇诛锄恶霸的故事。这种以农民反封建为题材的小说,是当时文坛少见的作品。

      杨匏安对社会变革时代的黑暗表示愤慨,担忧国家前途和未来走向,探索救国救民的良方。杨家祠是杨匏安在广州期间的住所,曾经是广东党、团组织早期的重要活动场所,周恩来、苏兆征、张太荣、谭平山等均为这里的常客,党的许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个地方商议和酝酿的。在这里,杨匏安从一位爱国主义者,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虽不及北京、上海影响力大,但传播的时间却比较早,而杨匏安就是在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

      杨匏安在青年时期也曾一度将中国革命的前途寄希望于辛亥革命,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到1919年,杨匏安已经在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对杨匏安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之路。

      杨匏安这时不再写过去那种《世说新语》式的笔记小品和旧体诗,而开始在报刊上热情地向读者介绍社会科学。在1919年下半年,杨匏安为《广东中华新报》撰写了50余篇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西方心理学、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各种流派,为华南地区的新文化运动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从1919年7月12日起,杨匏安以《世界学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1篇共2万多字的文章,分别介绍了西方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观点,其中属于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论文有9篇。

      在杨匏安的《世界学说》系列文章中,篇幅最长也最重要的一篇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分19天连载完成,与李大钊11月在《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半篇差不多同时发表。杨匏安热情地赞颂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伟大贡献,高度评价了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了高度的评价,还介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论,指出资本家掠夺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近代社会阶级冲突的根源。

      1984年,著名学者彭明的《五四运动史》一书介绍了杨匏安在广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充分肯定杨匏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一书时,将杨匏安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写入了新版第一卷里。

      杨匏安还结合中国国情,研究西方的农村地租问题,翻译了拉比杜斯的《地租论》一书,并节译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的部分章节,印成小册子出版,对当时各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起到了参考作用。

     

      入党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1年春夏,杨匏安加入了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继谭平山等数人之后广东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当时,杨匏安转入南武中学任教,后来又在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兼任教员。针对建党初期广东思想界混乱的情况,杨匏安积极从事著述,向青年介绍与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2月,杨匏安为青年团广东支部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号撰写《宣言》,公开宣告:“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

      这篇《宣言》已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初步提出了合乎我国国情的革命策略思想。他提出了除致力劳工运动外,尤应注重开展农村工作,“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出自农民汗血”。杨匏安成为党内最早提及农民问题的少数人物之一。

      在《青年周刊》第4至第7期,杨匏安再次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为青年团的改组,以及帮助华南青年清除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掌握革命真理,起了重要作用。杨匏安认为,要实现阶级斗争的胜利,必须建立广大同盟,首先应注重“农民运动”。他认为工农联盟非常重要,在强调工农联盟重要性的同时,也对国内各阶层的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要与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学生、妇女、青年等团结起来,共同革命。杨匏安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政权尚握在军阀官僚手里,目前革命第一步,就是打倒封建特权。为增大革命势力起见,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应联合作战。”杨匏安的这些思想,为后来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等都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为中央组织部秘书。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杨匏安被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九名常委之一。在1927年的中共五大上,杨匏安当选中央委员。1929年,杨匏安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7月,杨匏安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1931年8月,杨匏安英勇就义,时年35岁。杨匏安牺牲后,周恩来悲恸异常,称之为“革命领袖”。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

    网站编辑:张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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