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中共中央的整体部署下，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合国统区复杂残酷的特殊环境，积极慎重地进行了一系列整风运动。《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充分发挥党报特有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文件，报道边区及抗日根据地整风经验，有力推动了南方局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一篇纪念祝辞推动改版整风

　　1942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日，报纸第一版刊登了社长潘梓年撰写的代论《提高战斗性——为纪念本报出版四周年》，其中写道，“在不久以前，我中共中央曾号召全党党员，为提高党性锻炼而奋斗”，强调“我们今后在工作上、生活上更要遇到迥非昔比的艰苦”，这些要求我们“有更高度的战斗性来担当更大的任务，战胜更多的艰难”。

　　这篇代论在国统区首次公开透露中共中央正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消息，把提高党性的问题提到大家面前，提出提高党性的目的“一句话，就是提高自己的战斗性与战斗能力，对于自己所认定的革命事业要能有坚贞不二的忠诚，对于外来的任何苦难要能勇敢不馁的去迎接，去克服”。

　　同日的报纸还登载了冯玉祥、沈钧儒、张申府等社会知名人士的祝贺文章和诗词。其中张申府的《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对《新华日报》给予热忱支持和赞扬，建议其“作天下人的喉舌，变成天下人的言论机关”和“天下一切反法西斯的人的报”。

　　这篇祝辞提出的希望和建议很快引起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高度重视。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周恩来即指示《新华日报》新辟《友声》专栏，诚意欢迎党外人士投稿，多提对各种问题的真知灼见。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该文。毛泽东读后触动很大，指出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

　　在中央指示和整风契机下，《新华日报》开启了一系列改版改进措施：发表《怎样办党报》系列文章，阐明报纸改版政策和方向；连续发表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和《本报特别启事》，呼吁党外朋友和广大读者对报纸提出宝贵意见。

　　正式改版后的《友声》专栏很快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发表进步言论的民主讲坛。9月27日，张申府在《友声》专栏再次撰文《友声与民主》，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对于新华日报，我总是怀着莫大的希望……希望新华办的不仅仅是党报，而且是天下人的报。”“天下人都把新华看成是自己的报，那它就是真正办得成功了。”

　　一场批评说理增进队伍团结

　　随着南方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当时在“红色三岩”的党员干部在关于怎样看待当前形势、革命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策略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发生激烈争论。

　　1943年秋至1944年春，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一些同志以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为论据，发表了片面错误的言论。曾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和《新华日报》编委的许涤新后来回忆分析：“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当时正是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不久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疯狂起来了。他们践踏人权，草菅人命，正如李少石同志的诗中所说：‘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同志不免悲观或急躁起来。他们认为谈理论没有用，应该行动起来，甚至脱离了党的组织原则，背离了党中央当时规定的“荫蔽精干”的正确方针，且不恰当地借用鲁迅的话“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要求每一个进步分子、每一个处在秘密状态中的共产党员都行动起来，无所顾忌地敢说、敢笑、敢骂。甚至有同志说：要做到敢骂、敢笑，那就不仅要有充分的人性，还需要有些兽性。有了兽性，不但敢骂、敢笑，而且敢叫、敢吼。他们不但在内部散布这种错误言论，而且发表了一些违背党组织原则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将对此持不同意见、与他们争论的潘梓年等人称为教条主义。

　　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经常出席这种争论会议，冷静听取各种不同意见。1944年，他代表南方局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总结发言，严厉批评了这种无视客观现实，离开无产阶级立场的错误言论。他告诉大家，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并引用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指出怎能片面地把理论说成灰色的东西呢，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用实践、用生活去否定理论，这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呢？

　　董必武指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只有因事制宜，通过阶级斗争的各种方式才能打败它。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国民党特务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的地下组织，寻找我们的秘密党员，寻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怎能让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随随便便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呢？敢说、敢骂、敢叫、敢吼，固然痛快，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种痛快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难道可以把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为这种痛快的牺牲品吗？我们的隐蔽埋伏，正是为了积蓄更大的力量，以便使抗日战争取得更大的胜利，以便对付反动派的突然事变。

　　参会整风的人员听完董必武入情入理的分析后，都恍然大悟、心服口服。

　　当时，董必武对报馆人员开展了多次整风批评，都取得了“实事求是，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科学硕果”。曾担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的夏衍在回忆《新华日报》“小整风”时说：“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这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一封书信窥看整风学习深入灵魂

　　随着南方局整风学习的深入推进，《新华日报》刊登了大量整风心得文章，其中包括其他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在整风运动中的心得体会。

　　1944年8月17日，《新华日报》用第二版五分之一的版面和第四版整个版面，发表刘子久的一封长信《“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怕指出自己的缺点！”——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刘子久运用在中央党校整风学习中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自己在淮北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理论上的分析，尤其对其中的错误与缺点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他指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决不能怕指出自己的缺点。”“我们应当根据广大群众的斗争经验、觉悟程度、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等具体情况，去制定我们的斗争纲领（工作要求与工作决定等）与选择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绝不能单凭在我们自己脑子里所想出来的斗争纲领与工作方法，拿到群众头上去硬套，或拿了这样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作为我们测量广大群众觉悟与积极性程度的标准。这就好像我们应当照着脚去做鞋，而不能照着鞋去做脚是一样的道理。”

　　毛泽东于1944年7月5日读到这封信的草稿时，觉得很不错。刘子久信中有一句话：“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毛泽东特意在其后加了一段话：“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刘子久的信，新华通讯社向各地广播，各地各级党委收到文章后，“除在报上发表外，应印成小册，广为散发；同时，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学校的教材之一”。这封信发表后在全党引起很大反响，为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的整风学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南方局整风活动的开展。

　　（摘编自《红岩春秋》2023年第3期 丁英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