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率部发动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件。它对于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 

　　驻扎在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这两支军队均非蒋介石嫡系，被蒋派往西北剿共。张学良因不战而失东北后，内心愧疚，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反攻复土之心越发强烈，对消耗自身抗战力量的内战越发不满。杨虎城同样热切希望进行抗战。 

　　同时，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从军事上给国民党“围剿”企图以有力打击，另一方面，出于民族大义，积极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扬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遂与红军实现秘密停火，并屡屡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扬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扬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扬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扬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有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