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梦竹 

　　王世仁，北京名城委专家顾问、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常务理事，原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文物保护勘察设计师、俄罗斯建筑遗产科学院外籍院士。1934年出生，原籍山西省大同市，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从事建筑历史、建筑美学和文物建筑保护工作。

　　记者：您与北京有哪些渊源？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给了您哪些艺术滋养？ 

　　王世仁：我算是第二代北京移民，老家在山西，1948年来北京上的高中。说起来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算起来，我来北京已经70年了，中间也因为工作调动出去过几年，但是到现在我不会说山西话，虽然我北京话说得也不是很纯正，不是京片子。我到北京后，马上就融入这个城市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城市有灵魂。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山西很多人都想来北京上学的原因，北京有它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胡同里的市井生活，透着浓浓的老北京味儿。当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是这里文物古迹，比如故宫、长城。我记得我到北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八达岭长城。后来又去看了明十三陵、颐和园和天坛这些建筑。其中我最喜欢天坛，那真是一件震撼人心的建筑。这些历史古建筑，自然而然地陶冶了我的性格。

　　高中时我本来喜欢文学，想学文科，后来响应当时国家号召学了工科，在清华大学建筑系上学，接触后我发现很喜欢。清华建筑系的创始人梁思成先生，原来曾在一个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型民间团体，叫营造学社，担任法式组的主任，重点是研究古建筑，我受他的影响太深了。清华建筑系有很大的特点，它不像有的大学叫建筑工程系的，最开始它叫营建学系。“营”代表城市规划，“建”代表建筑设计，它特别重视建筑的文化内涵，而且学风非常务实，这些对我以后的工作有着影响深刻。

　　记者：北京正稳步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您认为古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对文化建设有何种意义？也请为我们介绍北京有关古建筑保护利用情况。 

　　王世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北京的“金名片”，也是北京的灵魂。中国是世界上诸多文明古国中唯一文化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北京是中国诸多古都中形态最完整、文化含量最深厚的国都。北京历史文化的核心是国都文化，北京的国都文化史迹是世界都城中类型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北京的文化建设，离不了这些历史文化遗产。这不仅仅在于古建筑古遗迹的一砖一瓦，还有他们蕴含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比如说礼制建筑，北京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这些礼制坛庙在设计上都体现了很深厚的礼制内容。这些礼制的彰显对塑造城市人的灵魂，起很大作用。这些年，好多人都说北京拆得太多了，但其实北京重要的遗迹都没拆。中轴线、皇宫御苑、礼制坛庙、皇家陵园、宗教遗迹、会馆、长城，还有桥梁，这些遗迹在北京都被留存下来了。当然，一个城市总是不断更新的，尤其是有人生活在里头。但是这些更新的东西更多是被自然淘汰的，比如说有的街区里的城中村，不适合现代人居住，自然被淘汰了，不是人为干预多少。

　　在古建筑修缮方面，我们总结了很多方法，比如说防护加固，不添加材料，比较典型的就是司马台长城。还有些修缮理念，如“整旧如新”“整旧如旧”，我自己还总结了“整旧如残”，保留它的残状，不仅保留其中的历史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有审美价值。

　　我认为，修古建筑不是修古建筑本身，而是修文化。古建筑如何承载文化最合适，就采取什么方式修缮，而且要带着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我们还讲整修利用，就是整修以后要合理利用。像现在的府学胡同小学，是以前顺天府的一个文庙旁边的学校，我们就按照小学的要求进行修复利用。此外还有风貌修复、文化标识修复等。修缮之前，我们要先做价值评估，包括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价值是指现在的功能。现在一些古建筑的保护开发出现同质化倾向，我认为问题在于对文物古迹的价值分析不到位。有什么样的价值，就用什么样的方式修缮展示，不能千篇一律。

　　记者：古建筑保护除了对文物、遗产等文化载体的传承，您认为，要把其中的历史文化切实融入老百姓的生活、观念，还需要哪些努力？ 

　　王世仁：比如，现在有个做法特别好，就是把文化产业与旅游相结合，叫“文旅”。现在旅游已经成为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方式，通过旅游彰显我们的文化，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另外，历史文化遗迹，不仅仅是让人看，还要合理利用。我觉得要充分发挥展览馆和博物馆的作用，不要小看博物馆的作用，虽然现在北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很多，但是还远没有充分发挥出它的功能。博物馆是一本“百科全书”，我遇见许多家长，都说节假日就喜欢带孩子看博物馆，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艺术博物馆，还是包括现代的航空博物馆、汽车博物馆等等。

　　目前来看，博物馆在文化介绍、宣传方面还需要配备更多专业导游进行讲解，我了解国外很多博物馆的讲解人甚至是教授级别的，馆中会有许多活页式的详细介绍，我觉得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记者：您认为当前北京的城市文化氛围如何？如今我们都在讲“守正创新”，在您看来，北京在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将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结合起来？ 

　　王世仁：我觉得目前北京文化氛围上最亮的一个点就是读书氛围。像我做的设计中，左安门的东南角楼，我都没想到后来能变成一个图书馆，还有阅读空间，在里头能专门看到老北京的历史书，还有讲座，这就把建筑空间变“活”了。第二，现在北京特别重视风貌的修复。北京最新一版的总体城市规划中，提到要“恢复性修建”，比如青云胡同、三里河的修建。以前很多消失的建筑不能恢复，现在已经陆续开始有动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在北京的古城保护上又打开了一个“大门”。但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难题：我们要修复的到底是什么？这涉及修复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第三，现在全民都十分关注社会中的文化议题，能积极参与到各项文化建设中来，这有助于我们的文化建设。

　　我们现在要注重文化传承中的创新，生命在于创造。拿古建筑保护这块来说，修文物就是修文化，如何不断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这是古建筑、古文物修复最重要和最有生命力的地方。创新，应该是文化中心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步伐，因为如果只有历史，北京就成了“老古董”。必须要创新，包括歌剧、绘画、展览等，创新的文化内容很丰富。北京的文化创新项目也非常多，且品质高，它的品质高主要体现在科技文化的含量高，这些有助于北京更好地建设文化中心。

　　记者：您认为古建筑保护工作应如何在坚定“文化自信”中更好地“走出去”和“请进来”？还需要哪些方面的支持？ 

　　王世仁：一方面，我认为可以充分借助“一带一路”的机遇，派出一些文物保护方面专家去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文物建筑，我们在木结构、砖石结构、遗址保护等方面经验都比较丰富。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有担当，在世界上起作用；中国也有丰富的经验，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请进来那些技术专家，用到自己的维修上面，比如甘肃敦煌的壁画保护工作上，就有外国专家的参与。当然，我们在技术上可以学习借鉴；在文化方面有差异，文化理念上可以慢慢磨合。我们会坚持做价值评估来决定怎么修，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动。

　　另外，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出现了工匠断层、人才缺乏的的情况，人才缺乏。我认为应该加大高校古建筑维修人才培养力度，同时他们作为特殊技能人才，应该提高待遇。还可以把这些技术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国家政策上给予保护，比如彩画，其中的技术非常复杂。

　　《光明网》（201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