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旅星 

　　孙毓敏，女，1940年生于上海，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旦角，京剧演员，女，国家一级演员，荀慧生亲传弟子。代表作有《红娘》《荀灌娘》《杜十娘》《红楼二尤》《金玉奴》等。现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振兴京昆协会会长，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曾获第二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全国文化系统先进个人称号、全国劳动模范、美国佛州颁发的亚洲最佳艺人终生成就奖。

　　记者：您是上海人，但是学艺于北京，请您谈谈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蘊对您的艺术之路有何影响？

　　孙毓敏：我出生于上海，但因为喜爱京剧，12岁开始到北京学了京剧，也就是从1952年起到现在在北京已经呆了67年。我今年已经80岁了，从52年至今一直是在京剧这个行业里摸索。

　　北京是京剧的发源地，京剧又是200多个戏曲品种的老大哥。虽然昆曲的历史要更悠久，从起源到现在已经有5、600年了，但现在为什么不叫昆京艺术而叫京昆艺术呢？因为京剧虽然只有200年发展史，但在清代发展迅速，演出数量超过了昆曲。现在的京剧舞台上又名角众多，流派纷呈，剧目也十分精彩，戏迷们一提起京剧就会想起各种名角，所以无形中后来居上取代了昆曲的地位，称谓上也就成了京昆艺术。所以我现在老为昆曲打抱不平，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这样一个事实。

　　我从1952年来北京学戏，在这座充满历史和文化气息的古都唱京剧，觉得北京城的气质和京剧十分协调。作为首都北京，自然拥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资源、人才储备和演出平台，还有千百年来形成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蘊的滋润，这传统的氛围使我深受启发，对于我舞台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很深的影响，可以说我的艺术之路和北京这座城市密不可分。

　　作为传统艺术门类的京剧走到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如何发展和传承这门古老的艺术，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学问。我们都必须要重视京剧的发展、传承，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一定要采取一些能起到引领作用的措施，让京剧这门艺术在我们手里发展得更好。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戏曲传承和发展状态如何？有什么不足和亟需改善的地方？需要哪些政策扶持？ 

　　孙毓敏：关于戏曲的传承，我认为是不管文戏武戏，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能只重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

　　对此，我可以举一个很实在的例子。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国家艺术基金，有需要支持的项目，在网上填表就可以申请资金支持，还有一个北京市的艺术基金。国家艺术基金跟市委市政府基金这么大决心支持艺术项目，也许是对于目前文化没有立法的一个补充。我也曾经利用政府基金搞过三个活动，一个是荀派艺术专业活动，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100万。另有两个活动，申请了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一个100万就用在京津冀的武戏比赛上。因为所有的京剧武戏基本都出在河北保定那块，他们翻跟头的基础特别好，所以李万春、李少春、李元春……这些京剧武戏名人全是从河北走出来的。现在京津冀交通都大一统了，为什么不能把文化建设也来个大一统呢？我就建议他们到北京来搞一个武戏大比拼，通过这个武戏比拼也恢复了81出戏，然后在我们学院的排练场演了8场，再挪到长安大戏院去展示，借机扩大点影响。

　　武戏这几年越来越不受重视，不给武戏演员一点激励，以后愿意演武戏的人会越来越少。所以我就来通过武戏大比拼，拾漏补遗。

　　记者：您觉得关于文化建设，其他城市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借鉴的吗？ 

　　孙毓敏：前面说到了颁奖，由此我也联想到上海的文化建设。因为我既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北京市人大常委，心里总有那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老拿北京跟上海比，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推广。

　　最近我看了第七届上海文学艺术奖，芭蕾舞演员王文、昆曲演员张静娴、指挥家陈燮阳、沪剧演员茅善玉和书法家韩天衡5人获特殊杰出贡献奖；越剧艺术家王文娟、指挥家何占豪、麒派老生陈少云、京剧艺术家尚长荣、作家黄宗英等得了终身成就奖。他们都是各行各业里的代表性人物，上海就敢给这些艺术家发终身成就奖。

　　获这些奖对电影演员、歌唱家来说都要容易得多，唯独戏曲演员是最难的，需要全面的素质要求。唱歌，只要嗓子好，唱得好听，外形并不那么重要。舞蹈演员，嗓子是哑的都没事，只要跳得好看，身材好就可以。只有戏曲演员要求具备全面素质，既要嗓子好，扮相好，还要经看。两个半小时的戏，主演最少一个钟头在台上折腾，唱念做打翻，身眼身法步，全面的素质要求，而且人物形象还得是那么回事儿。过去上台给观众一点甜头尝尝就行了，你想再看好的可以下次再来。现在的观众要求更高了，一出戏如果没有四个高潮，观众不承认你戏演得好。尤其是现在的青年观众，一是要求节奏快，慢腾腾的他们不愿意看，他们要看到一出戏高潮迭起。所以现在要想唱成角比过去难多了。

　　我在想，既然这个颁终身成就奖的事上海能想到，北京作为首都，为什么不能也想着去做呢？不说其他人，我们京剧界就有那么几个人完全当得起这个奖，比如说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这5个人就是解放70年来出现的十大流派的大师级人物。他们都不是解放前的名角，都是解放后成名的，如果现在活着都要90多快100了，当然现在就剩一位赵燕侠还活着，也92岁了，已经不太认识人了。还有国家京剧院（原中国京剧院）的老艺术家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张云溪、杜近芳，这5个人也就杜近芳还活着，已经80多了。这么一算，解放后形成的十大流派的代表，现在就剩两位艺术家还活着，可以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给他们颁发一个终身成就奖。电影、电视、话剧都有终身成就奖，唯独戏曲界没有，这也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所以我说这样的文化就需要立法，把这种颁奖常态化，对于戏曲界绝对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对于文化建设的整体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

　　国家艺术基金和北京市文化艺术基金目前部分地弥补了文化立法空缺的问题。但我们是法治国家，文化终究应该有自己的立法为好。戏曲强调的是工匠精神，一对一的细抠才能出人才，所以戏曲的传承很难。因此我提倡戏曲界的收徒、拜师、传承发展应该落到实处。而戏曲的发展往往体现在新戏里，如何支持新戏，让新创剧目、新人新戏不仅为了获奖而创作，还能在获奖后继续活跃在舞台上，这是戏曲能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部门在这方面要多多指导和引领。

　　另一方面，如果剧场演出完全变成了商业行为，对剧团和观众都会是一种打击，也是不符合艺术规律的。剧场不能变成租赁公司，因为剧场是市委市政府盖的，是给全体市民使用的公共场所，成为租赁公司不仅影响了剧团的健康发展，也会影响市场的良性发展。这种公司不光对剧团收场租费，还造成了老百姓诟病的票价贵问题，实际上是剥夺了普通老百姓享受公共文化的权利。这非常不符合艺术普及的规律，跟国际上的惯例也相悖。我们戏曲天天演，一个剧团一年都得演几百场戏，一个主演也应该演一百多场，不可能卖天价戏票，观众也承受不了。现在咱们讲京津冀大一统，天津有一个做法就很好，给市民发张惠民卡，这卡100块钱买来，但是政府实际投入是400~500块，加起来这卡里储值就有600左右了。用这张卡买票，票价从来没有超过50的，有时甚至是20，在这价格上还可以打8折。拿惠民卡看演出一年最少可以选择性地看28场戏。这就是很值得我们北京学习和推广。

　　记者：京剧艺术作为我们的国粹，您认为当代艺术家怎么样能做到更好的传承和创新，让其展现独特的艺术魅力？ 

　　孙毓敏：京剧是我国的国粹，作为一个京剧表演者，我也为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艺术深感自豪。文化自信能激起爱国热情，但我还想说的是，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但爱国必须要有载体。为此，我写过一篇文章《八八对话》，就是80岁的我和80年代出生的人对话，就讲了我如何“越出访越爱国”的切身感受。因为有对比才知道什么是好，所以我必须热爱祖国的一草一木，热爱我们的江河湖海，而这种爱国的精神力量就来自文化自信。我们是一个戏曲王国，戏曲数量世界第一，而且戏曲是中国独有的艺术，完全值得我们引以为豪，没有理由不好好发展和传承这些珍贵的传统艺术。

　　加强文化交流是艺术发展和传承的必要方式。我曾多次出国访问演出，美国东西两岸六个城市共去过三次，一次是去讲学，一次是领奖，美国的终身成就奖，还有一次是开心理学会议。欧洲带队去过四次，跟他们订了10年的演出合同，还有六次是别人出访，我带着学生一起去。日本、香港、澳大利亚都去了两次。在台湾，我跟他们的复兴剧校订了4年的合同，每年都输送108个老师过去给他们学校教戏，因为他们学校的老师都是业余的。我还把台湾、天津、上海、北京（两座武戏学校）联合起来，搞了一个“蓝岛杯”五戏校的武戏比赛，把台湾的戏校老师、学生也邀请过来参与，给他们安排吃住行，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之前没有被邀请过参加这类比赛。这其实对于两岸文化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

　　但由于历史原因，对于传统艺术，现在我们国内往往自己的态度有点不以为然，或者说还没有足够重视起来。好多都是在国外演出引起轰动以后，回国才受到重视，颇有“墙里花开墙外香”的感觉。比如我们的传统艺术进校园1000场演出，或多或少都跟我们在国外演出的轰动效应有点关系。所以如何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好地宣传我们传统文化的优秀之处、独特之处，特别是针对少年群体里，我们一定要提供最好的内容，通过更高频率、更具体的宣传推广，让他们体会到传统文化之美，从而激发他们内心深处对国家、对传统的热爱，对于我们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京剧艺术，都是非常一件重要的事情！

　　《光明网》（2019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