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泽卿
行走在革命圣地延安这座英雄城市，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无不承载着我们党厚重的历史辉煌。在那山山洼洼，沟沟岔岔里分布着468处红色革命遗址，有陕北的土窑洞、石窑洞，也有中西合璧的大礼堂、小礼堂。这一座座历经风雨，饱经风霜的建筑里，陈列着几十万件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实物，这是延安精神的历史承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汲取力量的精神家园。
在延安，我们党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的一步。自建党以来，受“左”、右错误思想的影响，党内有的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始终存在着教条主义的理解，不能实事求是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现实问题，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取得军事上的指挥权，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扭转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被动局面，但毛泽东及党的一些正确决策屡屡受到质疑和挑战。抗战爆发后，面对严峻的困难形势和党的历史使命，毛泽东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立足中国实际，写就了《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光辉著作，清晰地勾勒出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思想路线。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教条地推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言论，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公然放弃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挑战中央路线，在党内造成了严重影响，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我们的目的何在？”这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进行了系统科学的阐述。会上中央领导纷纷发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的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狭隘的经验主义，必须克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用好的方法团结全党，在抗日战争艰难的时局中发挥大的作用。毛泽东首次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从此，这一科学的表述，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这次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驱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迷云浓雾，使党在理论上、使命上走向清醒，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步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延安迈出坚实的一步，为党的七大成功召开在理论上、思想上作了充分准备。
延安的历史记忆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强化理论武装，统一全党的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推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使全体党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用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延安，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对王明的右倾错误以及在其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和重大损失有了明确认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上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全会期间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从组织上、领导关系上肯定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彭德怀在发言中指出“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在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会议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的“尚方宝剑”，清除了党内“阿谀者奖、正直者罚、拉拢私党、别有企图”以及自由主义、个人风头主义和小组织派别活动的恶劣影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妥善处理了党内分歧，凝聚了共识，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对维护中央权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画出了我们党历史上最大的同心圆。
延安的历史记忆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习近平总书记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今天，我们这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执政大党，没有领导核心，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全党只有爱戴核心、维护核心、紧跟核心，不断加强政治建设，才能提高政治站位，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站稳政治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在大风大浪面前立场坚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在延安，我们党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建立健全党内法规体系。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突出强调了党的纪律，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毛泽东建议“六中全会要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刘少奇说“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从1937年的4月到1938年底，党员发展极为快速，由4万人发展到了50多万人，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壮大，充分反映了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泛的拥护。但党的力量的壮大，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和纯洁性得到提高，党内还存在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说，总结以往党的斗争经验，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必须坚持铁的纪律，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否则，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破坏了革命纪律，给我们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的规定，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法”。这些文件对各级党委权力的形成与行使，领导成员与领导集体、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树立起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为全党按程序按规矩办事明确了基本原则，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提高战斗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我们党又先后作出了关于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毛泽东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严明纪律，就要培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经过整风运动，我们党的队伍不仅迅速壮大，而且形成了严明党纪党规的优良风气，营造了自觉听从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政治生态，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纪律保证。
延安的历史记忆启示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新时代，我们党面临“四种危险”，要经受“四大考验”，没有铁的纪律和遵守纪律的习惯，就难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要把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做到有令必行、令行禁止，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要从延安精神中不断汲取力量，坚持历史思维，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确保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前进。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