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是一部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仰信念、推进自我革命的艰辛史和奋斗史，也是一部革命精神、红色文化的锻造史和承扬史。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带领下，坚定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培育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进行了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庆谈判，对红岩精神的培育起到了核心引领作用。解放战争后期，曾在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许晓轩、江竹筠、王朴、陈然等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以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经受住种种酷刑折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谱写了感天动地的人生壮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红岩精神。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革命精神，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一样，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1985年10月，南方局领导成员邓颖超同志重返红岩，挥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题词，首次提出“红岩精神”。2002年5月，江泽民同志第四次视察重庆时对红岩精神进行了第一次阐述：“风雨如磐的革命斗争岁月，培育和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和浩然革命正气。”2002年10月，胡锦涛同志在重庆考察工作时首次发出“弘扬红岩精神”的号召：“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继承和发扬伟大的红岩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以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群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先后四次对红岩精神作了重要论述，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红岩精神植根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沃土，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理想信念的坚持和坚守，是共产主义精神、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结晶，是党的优良作风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体现和彰显，是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

　　一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原则，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既坚定不移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讲求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的新观点，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带领南方局“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划—个最大的圈子”，成为各阶层群众的知音、良友。皖南事变爆发后，在极其凶险的形势下，周恩来等人将印有“千古奇冤，江南一叶”题词的《新华日报》广泛发行，把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公之于众，击退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斗争艺术之高超，令毛泽东同志“欣慰之至”“为之神往”。

　　二是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南方局及其所属组织和党员干部，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身处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随时有被引诱、被逮捕甚至杀头的危险。怎样才能经受住险恶严峻的政治考验？周恩来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南方局号召广大党员“学习、学习、再学习”，“只有学好、用好革命理论，才能在狂风巨浪中站稳自己的脚跟，理解四周的环境，不迷失行动的方向和前途。”规定每周四为“党日”，要求党员、干部坚持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在思想上统一南方局及其各级组织和10万党员的认识，坚定革命意志，增强党的先进性，经受住了险恶严峻的政治考验。南方局常委吴玉章面对蒋介石的拉拢与说服，断然拒绝：“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决不“二三其德”。南方局党员干部在同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接触中，如同“六月风荷”那样“出淤泥而不染，同流不合污”，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和高尚品格。

　　三是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南方局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南方局创造性地运用了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提出“勤业、勤学、勤交朋友”的“三勤”和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的“三化”，在社会生根，多交朋友，学会认识社会、鉴别各种人，“使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并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他们“以群众工作好坏作为判断当地党的工作之好坏的主要标准”，以诚信、宽广的胸怀，“利用一切公开合法可能”，既与国统区各阶层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在各政治团体、政治人物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积极影响，又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争取了国内外的同情和支持，形成了强大的“第二条战线”，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乔木认为，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四是善处逆境、临难不苟的英雄气概。南方局虽然处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但逆风而行、向阳而生，勇于斗争、敢于牺牲，充分体现了“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自称“国际坐牢专家”的南方局委员廖承志，在抗战时期坐牢长达近4年，他以“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消磨”坚定态度，表达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不移。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残酷折磨，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江竹筠坚定地说：“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永留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一行行铮铮誓言——“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是革命英烈们为天地存正气、为民族铸英魂的生动写照，诠释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也面临史无前例的新挑战。必须深刻认识“两个大局”带来的新变化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新发展阶段承扬红岩精神，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南方局各级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在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的斗争环境中，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杂。我们要清醒认识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复杂性，妥善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啊，什么围追堵截啊，什么封锁线啊，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我们要大力发扬红岩革命传统、传承红岩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新发展阶段承扬红岩精神，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永远不与群众隔离”，是南方局完成其历史使命的重要法宝，也是红岩精神的重要内涵。我们要承扬红岩精神，强化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牢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尊重民意、汇集民智、凝聚民力、改善民生，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发展阶段承扬红岩精神，要始终保持斗争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红岩精神内涵中最为突出的，是蕴含其中的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信念、方法和意志。新时代，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胜利实现我们党确定的目标任务，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我们要像南方局共产党人那样保持头脑特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坚持增强忧患意识和保持战略定力相统一、坚持战略判断和战术决断相统一、坚持斗争过程和斗争实效相统一，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在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建功立业。

　　坚守初心使命、弘扬革命精神成就了百年大党，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我们要走向未来，也必须继续坚守初心使命，坚定信念信仰，从红岩精神等伟大革命精神中汲取强大力量。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更需要进一步承扬红岩精神，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让革命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作者系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