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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生五十年祭
发表时间:2015-10-14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50年前的金秋时节,北京大学西语系57届英、德、法三个专业的毕业生共40多名,走出了校门,像蒲公英一样飘落在天南地北。

  “走出校门”说得稍嫌笼统,事实上,当时没有“走出校门”的有近10人之多,仅仅因为他们在“大鸣大放”中讲过那么几句有点个性的话,甚至只流露过若干有点个性的情绪,就被组织上留在校内多待了一段时间,出来时一个个都戴上了一顶另类的小帽,一戴就是10年,以至十几年,其重负、其苦楚只有他们自己深有所感,旁人仅看见他们在艰苦地区一“劳动锻炼”就是好些年,甚至十来年,延误了施展才华、延误了恋爱结婚……

  蒲公英飘落在天南地北,际遇、道路各不相同,甚至有天壤之别,有的很快就杳无音讯,不知被淹没在哪股尘沙之中。有的专业不对口,用非所学,久而久之便不知所终。有的大概是生命力过剩,而未加制约,免不了就折腾一下,但这哪里是个允许你随便折腾的时代?于是自食其果……当然命运显赫荣耀者亦有人在,虽为数不多,有的用特殊材料做成的进了军界,出了不止一个将军;有的进入了外交界,在联合国内风光了多年,只因宦海无常,难免有点沉浮了……

  北大西语系是以培养西方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人才为宗旨,投入这个门下的学子原本都是些有“莎士比亚崇拜”、“歌德情结”、“巴尔扎克仰慕”的青年,一心想通过西语系这个管道,成为学者、教授、翻译家,个个书生气十足。所幸计划经济时代的教育分配制度还有那么一些优越性,57届毕业生中竟有相当数量一批人走上了文化学术工作岗位,而且比较集中于北京地区。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经人事沧桑变化,现仍在北大当教授的就有六七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研究员的则有七八位,在其他高等院校当教授的也有两三位。“隔单位如隔山”,其他单位的同学在学术文化上的作为,实不敢随便评述,仅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的6位57届同学的业绩而言,我倒是就近看得一清二楚,敢略述一二,兹以姓氏笔画为序。

  金志平,长期供职于《世界文学》杂志,当过第×任主编若干年,续了鲁迅、茅盾当年所创建的《译文》的香火,兢兢业业,尽心尽力,一年六大卷,均有他的劳绩。他还是一个早慧的译者,大学还没有毕业,即已有译作问世,颇像后来的徐静蕾大三时即已上了荧屏。此后数十年仍笔耕不辍,幅员甚广,乔治·桑鸿篇巨制的小说《康絮爱萝》即为其中的硕果之一也。他对法国19世纪下半期的戏剧亦颇有研究,涉猎甚广,留下了可贵的论述。

  罗新璋,当年即堪称“少年才俊”,早慧得更是惊人,大学期间已与傅雷有书信来往问道译术。后来,他长期与“洋教席”共事,练就了一身中译法的过硬本领,在《中国文学》上大显身手,向国外译介上至《诗经》《离骚》,下至鲁迅的中国文学精华,对传播华夏文化立的功劳大矣哉。他另一大业绩是继承了傅雷译道传统并发扬光大,更做出了新的典范,具体来说,傅雷全集二十卷的校订工作全部由他完成;他所译出的《特里斯当和伊瑟》,特别是《红与黑》,其译艺水平较傅雷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译笔之雅,实为当今的第一人,早已享誉海峡两岸;他对古今翻译理论的研究与整理要算是译界最有成就者,此外,他对莫洛亚、龚古尔兄弟的研究,也结出了硕果……

  高中甫,他是德语文化领域里一位最具学术活力的学者,这位山东汉子,精力充沛,兴趣广泛,其硕果也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位对德语电影艺术有精深研究的专家,他又是好几部重要交响乐家传记的译者,他的主业是德语文学的翻译与研究,所译作家甚众,所译作品甚多,从歌德、莱辛直到勃兰克斯、施尼茨勒、茨威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多产译家,在译林很有声望,他所撰写的《歌德评传》与《歌德接受史》是两部力作,无疑奠定了他在我国歌德的研究领域里的首席权威的地位。

  高慧勤,她是一位出色的东方文学专家,她主持编写的《东方文学史》,是该学科中最有分量的一部论著,填补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一大块空白,是一项开拓性的文化工程。她是日本文学中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等作家最出色的译者与研究者,她以娴雅的文笔,最好地再现了这些作家的文学风格,又以深邃老道的论说剖析了他们内在的精神,她的译作与研究论述都是学界中不多见的精品。她治学严谨,为人宽厚,不论是学力与人品,使她无可争辩地成为我国日本文学翻译研究界的领军者,作为日本文学研究会的掌门人,她以自己的学力与亲和力,使得这个学界欣欣向荣,充满活力。

  韩耀成,早在北大时,他就是聪敏而内敛的一江浙少年,后来从事对外文化宣传工作,又历练出敏锐的政策感与分寸感与过硬的中译德的技艺,为国出力,颇多贡献。到社科院后,他多年担任外国文学所机关刊物《外国文学评论》的常务副主编一职,是名副其实的实际掌门人,充分发挥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觅求精妙平衡点的才干。他还作为本研究所领导的一位重要而得力的“辅臣”,参与了本单位好些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学术项目,勤勤恳恳,尽心尽力,诸多付出,为维持一个学术单位的学术体面立下汗马功劳,而从不计回报。如果他用这些时间来从事自己的学术文化开拓,他本可以有更多的业绩,即使如此,他也为读书界献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城堡》《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上佳译品与其他若干重要的德国文学选本以及《德国文学史》中的独立一卷。

  以上5个老同学加上我一共是6人,在一个不到200人的学术单位里,倒也构成了有内在联系的“一拨人”。虽然如此,我们各得其所,各行其道,除了罗新璋、高慧勤伉俪外,其他人的互相关系并不密切,不过,每当我想起这一拨特定的“北大人”时,我对他们的学术作为至少还是有一种欣赏之情、乐观其成之情,即使不敢说是集体荣誉感、自豪感的话,因为6个人的作为在这个学术单位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将近10年前,法国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的大会议室,举行了一次名为“译界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的学术活动,策划与主持这次活动的,是当时的法国文学研究会仍在任的会长柳某,此人在任期内还算有“敬老尊贤”的追求,眼见其他政、军、演艺影视、新闻出版各个领域、各种层次、各种范围的这种那种“周年纪念”活动,(大至几十周年,小至一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把各界人士的功勋业绩表彰宣扬得家喻户晓,深感本学科领域虽小,亦不乏卓有劳绩的耕耘者,不说有功于社稷,至少有益于文化积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人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于是就把情况各不相同的陈占元、许渊冲、郑永慧、管震湖、齐香、桂裕芳这6位前辈硬捏在一起,对他们进行缅怀,这便是那次学术活动的初衷。其实,他们年龄相距甚大,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从事文化译述工作均已超过了50年,因为都年长于活动策划者、主持者,故被称“长老”。这种活动只备一杯清茶,既不存在官方的“嘉奖”,也不存在媒体的颂扬,只不过是后来者基于对人文领域乃一个积累的领域,而非取代的领域这样一个学理的理解,对先行者的一声致意的问候。倒是颇为有趣的是,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中年人对此一活动大生感慨,颇有点感伤,说什么等将来自己到了治学50周年的时候,恐怕就不会有后来者举行“回顾缅怀”的活动了。其实,发此感言的此君是学界一著名的少壮派,一直锐气十足在学术道路上披荆斩棘,在当时我这样已被组织上非常及时编入了退休人员队伍的60多岁的老朽听来,觉得他发此感慨显然早了一些,如果将来会有此种失落感降临的话,那么应该说是先轮上正在向古稀之年挺进的我辈,而还轮不上他们那一辈。不论如何,那次学术活动效果还不错,至少在同行同道之间,留下了一点慰藉与温馨,会后,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位前辈还特别托人来表示了感谢。

  时光荏苒,从那之后,我辈快速向治学达半个世纪这个年头迈进,但我对此几乎浑然不觉,更没有对上述那种“回顾”存分毫期望,原因很简单,人总得有点眼力架,总得识时务吧:从大环境来说,人文精神滑落,人文学科萎缩,人文学者急速边缘化、弱势群体化;从小环境而言,“长江后浪推前浪”,风急浪高,急功近利,新陈代谢功能亢进,连赶紧遗忘、抹去记忆都来不及呢,要“回顾”有何用?有了这些“彻悟”,自然就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了,于是,不知不觉到了1957年50年后的这个金秋时节。

  正在这一时节,北大57届老同学罗新璋载誉从海峡对岸归来。他原本就是载誉而去的。三年前,他作为大陆著名的法语翻译家、翻译史家得对岸著名高等学府台湾师范大学的盛情聘请前往担任翻译讲座的教授。三年来,他备受校方的最高礼遇:每月11万元台币;舒适宽大的住宅单元,周到的生活服务与教学服务;70岁生日时,译研所为他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在香港荣获翻译奖时,译研所又视为本校的荣誉,为他摆了庆功宴……他回到北京后,大概是由于游学在外三年,积攒了一些故土之恋与怀旧之情,建议6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工作了50年的北大57届老同学聚一聚,吃一顿便饭,算是我们自己的纪念。我是第一个附议者,于是,我们两人分头邀约,大家纷纷热情响应,欣然愿意参加的还有院外的老同学赵桂藩与王晓峰夫妇,他们在北京一所大学当教授已有多年,除了辛勤育人外,笔耕不辍,早有多部译著与论述问世。大家之所以如此一拍即合,我想,大概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忘记50年啊半个世纪这个整数,而且是一拨人的50年,说回顾也好,说纪念也好,说庆祝也好,反正用这么一个简朴的形式,算是对我们自己、对这50年、对50年来的日日夜夜、书斋劳动、爬格子生涯表示一点念想,作一点祭奠,有一个自我交待,有一点自我犒赏……

  2007年10月14日中午12时,我们8个人相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后面一条街上的美林阁餐厅。一切都再简朴不过:大家坐地铁或步行而至,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家里有车的;大家点的菜基本上都是清淡的,低价位的,没有鲍鱼、甲鱼之类的东西,最高级的两道菜是清炒虾仁与清蒸鳜鱼。因为身为每月工资仅3400元上下的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一直习惯于低消费。何况,高胆固醇于70岁老人不宜;饮料只有一壶菊花茶,外加一瓶北京啤酒,一瓶张裕葡萄酒,因为我等并无畅饮欢庆的冲动与需要;席间没有慷慨的言谈与高调,虽然我等上大学第一年国庆游行天安门前时,都曾精神高亢、热泪盈眶;交谈中亦无业务合作的意愿与计划,因为外国文学书籍的出版日益萎缩,我等已感到难以有所作为,何况,稿费标准低,且难以兑现,还不如炒股或研究基金投资;席上亦无骚怨之语,只是自我调侃称,如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一部译稿的收入即可购买一幢四合院那样,我等早已拥有十几处房产矣;席间亦无浓烈辛辣的话题,唯一尖锐的就是骂陈水扁很狡猾,鬼点子多,会玩花活……当然,最简单不过的是,“开宴”没有任何仪式,也没有“致词”与“祝酒”,只是大家站起来,碰了碰杯,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声:50年,不容易,然后又参差不齐地重复了两三次“不容易,不容易”,仅此而已,没有多一句话,没有多一个字。

  “不容易”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在我听来,真是五味杂陈、不胜言表:眼看本届同窗一个个受“生存荒诞性”的定律而离去,我等毕竟活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易;大半辈子不断思想改造、斗私批修,在运动中摔打,作为“公家人”不容易;面对过障碍、阻力、打压、拖拽,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走过来不容易;在长期营养不良、身心透支的状态下绞尽脑汁,熬过一个个不眠之夜,爬出了几百上千万的格子,终于在公共图书架上占有了一定空间,作为“精神苦力”不容易;在功利主义、商品经济大潮中,眼见善炒者、善玩者、善窃者一个个暴富,如雨后春笋,仍安贫守素、坚持清苦的精神追求、作为纯粹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容易;总而言之,我等以现在的境况状态、所获所缺而存活于现实之中不容易……

  这一天天气晴和,秋高气爽,恰逢星期天,美林阁外环境清雅幽静,车嚣甚少。聚餐结束,我们在马路上轻松步行了一小段路,在靠近地铁的地方分手道别,又不约而同表示,希望60周年时再聚一次,不过不知那时能否还凑齐今天的规模……说时,调侃地笑笑,并无半点伤感……

  我坐在回家的车上,也许是因为近期刚经受了白发人的哀痛,心情不朗,我忽然想起了老舍《茶馆》的最后一幕……

  2007年10月24日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