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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回忆闻家驷
发表时间:2015-10-14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闻家驷先生是20世纪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早在20年代赴法国留学,长达6年之久,30年代回国以后,曾历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名校教授。我在北大期间,他给我们班讲授法国文学史两个学年,指导过我写毕业论文,是完全意义上的授业老师。

  我们1953年进北大西语系,闻家驷的名字就如雷贯耳,其名声之大虽比不上被视为西方美学大师的朱光潜与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抒情诗人”的冯至,但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不过,说实话,倒不是因为他有厚重的学术文化业绩,而首先是因为他有一个哥哥闻一多。“我们系里的闻家驷教授就是闻一多的弟弟”,我们一入学,高班的同学都这么介绍说,言下颇有夸耀本系丰富的名人资源之意,因为,谁都知道闻一多既是中国现代历史中著名的诗人、学术名家,也是赫赫有名的民主人士、悲剧英雄。但按时下的观点,很难说这个血缘关系究竟是给家驷先生添光增彩了呢,还是像浓荫一样遮挡了他本人作为资深教授的光度。

  我们入学后长达两年之久只闻闻一多的老弟之名却没有见过家驷先生其人,他的形貌如何?与闻一多的气质、风度相近吗?青年学子喜欢猜度,尤其是对心目中的学术偶像。我们之所以难见到他,是因为他深居简出,从来既不参加本系师生的集会活动,也不出席学校的庆典仪式。其原因,据说有这么几个:一是因为他长期身体不好,需要多休息,多静养;二是因为他乃我国最大的民主党派民盟的高级领导人,其地位与后来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的费孝通似乎不相上下。这个使他不同于一般教授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他所意味的内容可就多了。据说,其一,他要参加一些高级别的社会政治活动,学校里的基层活动自然不用参加;其二,他本人是高级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属于学校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在劳逸结合上的照顾是不在话下的。总而言之,他不同寻常的政治地位使他与一般的师生之间存在着相当一段距离,在我们看来,他似乎离我们甚远,是隐身在半空中的云端里,颇有一些神秘色彩。

  到了大三,我们新增了一门主课“法国文学史”,授课教授为闻家驷,这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一门课,也是我们等待已久的一位老师,我们总算见到久闻其名的这位老师了。不愧是同胞老弟,他的身姿与面貌都颇像常在照片上见到的闻一多,只不过,他没有闻一多那双英气逼人的眼睛,他的眼睛要平和一些,他的额头也很高阔,但头发不像闻一多那样给人一边倒的印象,而是呈“山”字形覆盖在额顶上,满是青丝,未见白发,至少在头发上不见老态,毕竟那时他并不很老,只有50多岁。他平日穿着还算普通,一般都是整齐的布料中山装,有时也着半新不旧的毛料制服,不难想象,出席“党与国家”的活动时,他是会换上笔挺的正式礼服的,不过,即使是着平常的衣装,他也自有一种高层民主人士的气度。他的步态轻柔缓慢,举止儒雅端庄,脸上总是一片严肃凝重,表情则是郁气沉沉,一副压抑之态,总也见不着他开颜一笑。不过看得出来,他倒并不像是不苟言笑的人,似乎只是没有心情笑、笑不出来而已。本来,我们以为只要他一进入我们的教室,走上讲坛,他与我们的距离就消失了,我们对他的神秘感也不会再有了,没有想到他从云端里下来走近我们后,仍然是那样不可亲近,仍有那样一层神秘色彩。当时,我常纳闷,他自己是北大的名教授,又从乃兄那里接受了丰厚的政治遗产,拥有比一般教授高出许多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为什么老是笑不起来、郁郁寡欢、压抑沉重呢?后来才逐渐了解,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身体不好,长期有病,以至外人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位闻夫子活得很是无精打采、暮气沉沉,甚至生趣索然了。

  看起来,他的确面有病容,脸上没有血色,眼光有一点滞呆,讲课时语速缓慢、中气不足,显然身体甚为虚弱,有时,天气并不热,可他都有点冒汗,那似乎是虚汗。他究竟有什么健康问题,我们起初都不甚了然,后来,才逐渐听说,他并无恶疾顽症,但是有神经衰弱,而且是“严重的神经衰弱”,这一点,我们在课堂上亦可见其端倪:不时,他在讲坛上要停顿一小会,似乎是受到了什么干扰,甚至在停顿的时候好像是在聆听什么、专注地捕捉什么,其实,周围一切都很肃静,并无任何动静。每当他这样的时候,我总是很紧张地注视着他,唯恐他有进一步的异常反应,总算还好,他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的讲课,只是有一两次,他从停顿中缓不过神来,竟然问我们:“你们听见楼上有什么声音?”我们摇头表示“没有”,这才使他摆脱了自己的幻觉与疑惑,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属于幻听病态的范畴,但至少是一种过度的敏感,表明他的确是“极度神经衰弱”。对此,大家看在眼里,心里对他这门两年的课程能否善始善终都没有把握,显然,他的健康的确令人担忧。

  众所周知,神经衰弱远非绝疾顽疾,并不可怕,只要境况宽松,心情豁达,加上规律的生活与适当的调理,满可以很快转机,完全摆脱,以闻夫子的政治社会地位、医疗条件与物质生活而言,他本不难迅速康复,完全走出阴影,然而,我们都没有这份信心,不敢有此期待。因为,听说他生活的“小环境”很不好,对他的健康十分不利,具体说来,就是他的夫人也已经重病在身,朝不保夕,而且,家里还有一个和他一样健康情况十分糟糕,同样“极度衰弱”的儿子。不难想见,他整个的家庭是愁云密布的。事实也的确如此。我曾经去过他家一两次,那是在朗润园深处一个单门独户的院落,里面是一座建构精良的西式平房,房前有宽阔的平台,平台前是一块绿茵茵的草地,整个院落十分雅致清幽,只他一家。显然,他的寓所在环境与条件上比朱光潜、冯至、吴达元等名教授在燕东园两家合住的一幢幢小洋楼条件更好。可惜的是,他整个的寓所充满了阴郁、冷清、空寂的气氛,似乎是一个阒无人迹的空房子。屋内陈设也很简陋暗淡,一派疏于料理、懒于清扫的景气,即使是客厅亦复如此,显示出主人没有心情,也没有精力顾及。总之,暮气沉沉、凄清压抑,既是主人生活意趣索然的外化,也足以使得尚存的生机窒息。见此情景,谁都很难对闻老夫子的迅速康复持乐观态度,我甚至很害怕“法国文学史”这门课会因他的健康问题而中途停止,毕竟这是我们的一门专业主课,而且它的内容丰富多彩,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特别爱听的。

  令人意想不到,也令人感到惊奇的是,闻老夫子带着病容,拖着病体终于把这门课讲授完了,真是善始善终,功德圆满!而且,在整整两年的授课过程中,每周四节课,他几乎没有请过病假,似乎只有一两次,因为有专车前来接他去参加“党和国家的活动”他才“旷了课”,但不久又另外找时间把课给补上了。他这种尽心尽职的敬业精神是可敬可佩的,他不以高级民主人士自居而以普通劳动者要求自己的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法国文学史》讲得十分成功,是我在北大期间所听过的最高质量的课程之一,也是获益很多的课程之一。不过,准确地说,他在讲坛上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讲,更不是任兴之所至地大肆发挥,而是从不脱离讲稿地照本宣科,他这样做至少是表明自己特别认真负责,保证自己所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当然这样做也比较节省授课时所支付的脑力与体能,适合他的健康状况,至少根据我自己后来的经验,在讲坛上高谈阔论、挥斥方遒,很需要讲者自己的激情投入,像炽热的煤块一样炽热地自我燃烧,为此经常要弄得血压上升、头发热。闻老夫子显然要避免这种情况。

  他所照本宣科的讲稿,应该说是写得相当出色的。其历史叙述明确扼要,清晰流畅,颇有史家登高望远之势,在史实与例证上,虽无令人目不暇接的繁茂与使人惊奇的精辟,却都是选择精当、使用准确、很能说明历史的境况与发展的态势。在观点方法上,他不愧是一位高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鲜明地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与那个时代学术主流中的学者教授并无二致,但他高于一般人水平,显示出了难能可贵的成熟性与明智的分寸感,没有过分的“左倾”高调、没有生硬的思想批判、没有牵强的阶级分析,他尽可能做得通情达理、实事求是。看得出来,他有时在对一些作家作品板起面孔、一脸严肃作评的态度之下,实际上隐藏着、保留着他内心的一份赞赏与温爱,这使得他对某些作家评论与作品分析很有怜惜、很有余味,如像对多少有点颓废倾向的缪塞与对抗大革命的谢尼埃的分析评论就是如此,这在那个“兴无灭资”,文化大批判此起彼伏的时代里,就要算相当难能可贵的了。

  家驷先生的文学史讲稿还有一大优点,那便是文字语言特别清澈、流畅,像一泓涓涓的清溪,且映照出周遭的蓝天白云、绿荫花草,总之,颇具文采与诗韵,这在外文系的教授名家中也是很少见的,真不愧是诗人闻一多的老弟。说实在的,听他如此这般的“照本宣科”真还是一种享受,至少我当时是有此感的。即使是对我后来撰写并主编三卷本的《法国文学史》,他几十年前的这门课也还是有深远的潜在影响的,实为有益的滋补养汁之一。可惜的是,闻老夫子后来一直没有进一步将他的这个讲稿整理成书付印出版。

  闻老夫子不仅胜利完成了一门主课的讲授任务,而且还担负了指导学生写毕业论文的工作。我们毕业的那一个学年,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一篇论文,几位主要的教授各自拟出论题,语言与文学两个方面的题目都有,学生则根据自己的兴趣与条件选择导师与论题。简直就有点像“招标”。我选了闻家驷先生作导师,题目则是《论雨果的〈欧那尼〉》。说实话,当时选闻家驷作导师的只有两个学生,可能是因为他地位高高在上,平时有那么一点凛然,不像其他教授那样随和、易于接近,而且他拟出来“招标”的题目也比较有难度,有点令人却步。我选了他的题目,多少有些“攀高枝”的心理在起作用,因为他不仅是有名望的文学史教授,也是雨果研究的权威,他翻译出版过一本《雨果诗选》,虽然篇幅有限,规模不大,但在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成果出版得并不多的50年代,就足以奠定他在雨果译介领域里令人瞩目的地位了,而且,他的文学史讲课中评述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那一部分的确是相当精彩。至于雨果的《欧那尼》这个题目本身,更是非常有吸引力,简直就令人兴奋,毕竟这是欧洲文学史上一部异彩纷呈的作品。也是一个轰动一时、戏剧性十足,并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事件,这样一个近乎“辉煌”的论文题目,正撩动了青年学子牛刀初试的挑战心态,也投合了自己不无浅薄凡俗的虚荣心理。不过,我干得倒是十分认真、十分努力,钻研得也相当踏实深入,除了啃完这部诗体剧本的原文外,还把雨果与此作品的有关的文学批评论著,特别是他赫赫有名的批评名著《〈克伦威尔〉序》也找来啃了一啃,我后来翻译出《雨果文学论文选》一书,最早实源于斯也。至于论文写作本身,对于一部爱情题材的作品,一个大四的青年人是不会没有话说的,而且这是一出两个地位悬殊者之间的爱情悲剧,也投合我自己在“新社会”也是作为一个“平民”所具有的思想倾向以及某些潜在的感慨与思绪,当然,感怀抒情的灵感也是不缺的,于是乎,一篇论文之中,混杂着历史概述、思潮流派引证、文艺思想溯源、文本分析、思想见解、感触抒怀……一锅煮,竟也洋洋大观,篇幅达到了3万字的规模,这在当时的毕业生中尚属少见,也算得上是大学生中的“宏文巨制”了。从领受题目到完成交卷,在整个过程中,我总共只到闻先生家去过两次,因为他身体不好,我实在不敢多打扰他。每次见面的时间也不长,他话不多,他本来就慎言笃行,似乎没有正确得体的把握就轻易不会有一言半语出口,跟我这样的晚生后辈,似乎也没有什么谈话的兴趣,我得赶紧告退。我宁愿拿出论文成果时给他一个“Surprise”(“惊讶”),令他刮目相看。他在审读之后,就我的感觉来说,我觉得的确是产生了这个效果,他是有点意外,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我多加称赞,他的评语很有分寸,态度不无保留,当时我多少有点失望。有了这番经历,我再次感到他是在云端里,而我是在地面上。

  毕业后,我长期和闻先生没有联系,后来只是因为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工作关系,我去过闻先生家两次。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相继被学界同道选举为法国文学研究会的副会长、会长。这种头衔我虽然也放在心上,但从来不想拿来给自己“添光增彩”,窃以为,如果没有学术文化业绩作为自己的基石,头上这顶小帽只能是授人以柄的口实说词,而对于真正有志于发展学科的学人而言,这种头衔与其说是一种荣耀,不如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团结同道、敬老尊贤、发展学科的责任。1978年与1987年法国文学会两次选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不能免俗,都有一个给老一辈师长安排席位以求平衡的问题,我忝为少壮派接班人,多少还有一些敬老尊贤的自觉。面对着三位长老:一个是学术文化业绩丰厚的李健吾;一个是在外国待了数十年之久、在学林自有一种王者霸气的罗大冈;再一个就是社会政治地位高的资深教授闻家驷。三人各有优势,我当然要努力促成一种合理的、皆大欢喜的安排。在1978年,方案有三:方案一,三位长老同为会长;方案二,三位长老同为“名誉会长”;方案三,两位对实务不感兴趣的长老任名誉会长,一真掌实权的长老任会长。三个方案作何取舍,完全交罗大冈先生决定。最后,罗先生选择了第三个方案。于是,出现了李、闻二先生任名誉会长,罗先生任会长各得其所的局面。到了1987年改选时,李健吾已去世,罗大冈则退休与闻家驷同任名誉会长。虽然这种“多头格局”与国内天经地义的“一长制”颇不相符,并曾受到尊崇“一元化领导”绝对理念的人士讥讽,但仅仅改变一种理解方式就给一个矛盾重重的领域带来和谐共处,实不无可取也。对我来说,既尊崇了大学术名家,也推举了学林强人,还对老师长表示了敬意,也可算是尽了晚生后辈的一点心意,到了古稀之年的今天,尚可聊以一慰。

  闻家驷先生生于1905年,逝世于1997年,享年93岁。在我的师辈中,他要算是个长寿者,比起五六十岁时都比他健康得多的同辈都要长寿,比精力充沛、声音洪亮的李健吾多活了十来年,甚至比古稀之年仍然骑着自行车、生龙活虎般往返于未名湖畔的陈占元也多活了两三年,在延年益寿的长跑途上,他“后来居上”,谁也没有想到,五六十年代还病病歪歪的他,竟然“笑到了最后”,我们当年听他讲授《法国文学史》时,还经常担心这门课会因他的健康问题而有停顿关闭的危险呢。闻老夫子的这种生命的韧性与耐力令人颇感意外,如果你了解这个韧性的过程与其中的根由,也许就更会感到惊奇了。

  50年代后期,听说闻老夫子的夫人病逝,这既是对老夫子的打击与损失,也可以说他长期被疾病阴影笼罩的家庭一种必然发展的结果,说句不应该的话,也许在客观上不失为一条解脱的出路,避免了两个病人双双都沉入深渊,人们在为闻老夫子担心的同时,希望他的健康能出现否极泰来的转机。过了一段时候,听说他并没有被丧偶的苦痛所压垮,至少健康问题没有比过去更糟糕。真值得额首加庆,谢天谢地。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他续弦了,娶了一个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少妇。这个消息当然使人们很感意外,虽然是他的喜事,但人们却并不完全为他的健康高兴,总对他久病虚弱的身体是否经得起如此强烈的冲喜而心存怀疑。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宽心的是,此后并没有听到他健康恶化的消息,显然他已经平稳度过了他的新婚燕尔期,真是有老天爷在降福给他,他老夫子真个是枯木逢春了,又过了不久,闻老夫子又有大大的新喜讯传来:他的新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无不表示惊奇,我想起当年见他病病歪歪讲课的情景,面对着这个新喜讯,不由得惊呼起来:“这简直就是奇迹!”心里对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于人生之途,仍然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气概、勇气与坚毅,由衷感到佩服。而从这一连串事件所构成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家都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这一切应该说是他续弦再婚后的幸福家庭生活所带给他的。

  他再婚后,我曾有幸去过他家几次,见过年轻的“闻师母”。那是一个面貌姣好、风姿绰约的少妇,衣着朴素又讲究,待人亲切而平和,谈吐得体而落落大方。闻老夫子家的氛围也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不像以前那样阴暗沉郁、令人感到压抑,而多了几分明亮与生气。那位年轻的闻夫人,看来既有相当好的文化教养又颇精于家政料理,一切都井井有条,而且闻老夫子相当一部分外交事务都是由她承担的,显然,她替老先生把各方面的负担减低到了最低的程度,充分发挥了一个贤内助的作用。有这么一个赏心悦目的生活伴侣在身边,悉心照料,多方代劳、分忧解难,闻老夫子的那点“神经衰弱”何愁不烟消云散?生命力何愁不有一次再生与焕发?歌德老夫子不是也说过吗:“永恒的女性领导我们走!”

  令人惊奇的还不止这些,还有闻老夫子在文化业绩上的又一次容光焕发。

  说实在的,闻先生在60年代以前,译述业绩与科研成果是很少的,我也许孤陋寡闻,只知道他50年代出版过一本《雨果诗选》,另外就只有从未出版的法国文学史讲稿了。这种状况与他的声望、地位不能说是很相称的,人们往往更多的只把他视为受尊崇的高级民主人士。显然他自己也并不甘于这种状况,但苦于健康不帮忙,难以再创出学术辉煌。学术业绩毕竟是要支付艰苦的智力劳动与大量的手工操作岁月后才能获取的,不能径直来自身份与地位。现在,好啦,他有了美满的家庭生活与能支持艰苦劳作的健康身体,既然能创出生活的奇迹,为什么不能创出学术文化的业绩呢?

  于是,不久后,就传出消息说,闻家驷已经开始翻译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并且据说已与一家权威的出版社达成了正式协议。他何时动的笔?我不知道,但从传出消息到该书于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历时长达二三十年之久,世人常曰:十年磨一剑。闻老夫子打磨此剑何止用了十年?一个已过古稀之年的老人至少花了一二十年的时间为一部闻名遐迩的世界名著伏案爬格子,这就是闻老夫子的学术文化晚景。这里固有他“青春焕发”的生命力,更有不辞辛劳、持之以恒的坚毅力,毕竟这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迻译工程,一部五六十万字的文学巨著,闻老夫子终于把它完成了!我们从北大出来的这些同学,都为他高兴。他这个译本在注释与题解上都做得较为细致,所依据的也是一个比较权威的完善版本,自有明显的学术价值。其译笔虽守慎求实有余而灵动洒脱不足,但明达而流畅,正反映了他深厚的语言修养。它的完成与出版是一件大事,这是闻老夫子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积累所做的一项很有分量的贡献,如果考虑它是完成于一个久病康复的老人之手,就更显出了其难能可贵……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水流尚能西!”

  若干年前,我读过著名的美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辛格一篇十分有意思的小说《市场街上的斯宾诺莎》,其中主人公菲谢尔森博士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老学者,长期在阴沉的书斋里研读经典,过着孤寂、冷清、沉闷、压抑的单身生活,以致生趣索然、暮气沉沉,气血日衰,百病丛生。他终于有机会结束鳏居生活,与一个黑人妇女结了婚,虽然这位妇女奇丑无比,但新婚次日的黎明,老博士却第一次感受到年轻人才有的那种酣畅,甚至感到自己浑身是劲,“能够奔跑,能够摔跌,能够飞翔”,从此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变得生机盎然。

  1988年6月的一天,年已77岁高龄的法国著名作家、龚古尔文学奖的评选主席巴赞,亲自驾车将前来拜访的中国客人从鲁昂车站接到他的家里,同车来的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我以为是巴赞的小孙子。在他家门口出迎的是个像玫瑰花一样鲜艳的妙龄少妇,我以为是巴赞的小女儿。在巴赞的书房里,他向我介绍将要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老年人重新结婚生子、重新生活的题材。他说:“在当今社会,70多岁的人也应该算是年轻的,我的小说就是要对老年人加以鼓励,使他们延长自己的生活,延长自己的寿命。”这时,我才获知刚才那位少妇原来是他年轻的夫人,那个小男孩是他最小的儿子,而在院子晒太阳的那一对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夫妇,则是他的“岳父母大人”。

  ……

  “谁道人生无再少”在世上有种种典范与事例,闻老夫子的,肯定是有硕大果实的一种。

  2008年2月3日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