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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钧:朴素的存在与真性的光芒——写在《柳鸣九文集》问世之际
发表时间:2015-10-14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2011年5月,收到了柳鸣九先生赐的新作《名士风流》,拜读之后我在扉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柳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敬重他,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胆识,也不仅因为他是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也不仅仅因为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而是因为在他身上我见到了朴素的存在与求真的勇气,因为他身上闪烁着‘真’的光芒。”

 

  柳鸣九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潜心学术。学者生活大抵都有些“平淡乏味”,先生自嘲是个“相当无趣的人”,数十年如一日,读书、编书、译书、评书、写书、与书同伴,一路思考探索,仿佛诚朴求真不过是尽到学者的本分。但想到新中国以来的历史,细察柳鸣九先生走过的路,外有朝野时局之震荡,内有个人命运之曲折,一个“真”字,说着简单,竟也在很多时刻成了世上最难做到的事。“真”是有分量、有棱角的,有时也是要付出代价的。真,光辉闪耀,却也锋芒锐利,为小人所忌。求“真”本就需要胆识气魄,而敢为他人先、言他人所不敢言,更少不了真正的勇气与大智慧。正因如此,贯穿先生近六十年学术生涯的一个“真”字,终成为柳鸣九先生的独特与最可敬之处。

 

  学界谈柳鸣九先生的学术贡献与胆识,似乎不约而同都会说起他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萨特思想及其作品的译介与评论。2005年,适逢萨特诞辰百年,国内多家大型报纸、周刊纷纷开辟专栏,回顾与检视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行”,而柳鸣九先生被学术界一致视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面对如此赞誉,先生的态度谦逊如常,坦言自己“深感受宠若惊”。诚然,柳鸣九先生并非最早向国内译介萨特作品之人,可这“第一”也不该作时序上的头名来解。虽然中国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便开始接触萨特的思想及作品,但直至文革结束,这位存在主义思想家与文学家在我国都是一味批判的对象。存在主义哲学本身被视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一些出版说明则将萨特简单看作“日暮途穷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心理的一种表现”。萨特的思想和作品究竟如何,中国绝大多数读者没有机会一睹其“庐山真面目”,又遑论臧否优劣?

 

  钱林森教授有句话说得很中肯:“对于我国绝大多数读者来说,第一次知道萨特这个名字,开始较为了解其人其作的,恰恰始于萨特逝世那年(1980)中国人写的一篇悼念文章《给萨特以历史地位》。”而这篇长文的作者,正是柳鸣九先生。

 

  1980年,萨特逝世,柳鸣九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长文《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充分肯定这位20世纪伟大思想家的积极作用,提出了对从前的研究工作具有纠偏意义的重要意见。该文从三方面出发,就作为哲学家的萨特之哲学体系、作为文学家的萨特之文学作品以及作为社会活动家的萨特之社会实践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辩证的评价。先生把萨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中的人加以剖析,予以历史的定位,冲破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种种限制,打开了萨特研究的禁区,为中国学界进一步了解与理解萨特的思想提供了可能。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萨特热”,这位法国重要思想家与其“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的理念深深印刻于一代人的记忆之中。而今谈论萨特与存在主义在中国的译介、研究与传播,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柳鸣九先生开拓性的贡献。

 

  知识界关于柳鸣九先生与哲学家萨特的集体记忆常引我深思。先生的创举背后除了扎实的学术功底支撑,更涌动着求真求实的思想之源。他以不同寻常的勇气为萨特辩护,以非凡的洞察力剖析萨特思想的内核,其意义是深远的。柳鸣九先生自己说过:“我为萨特在文化上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而替他办‘签证’的客观经历”,这个故事既是我个人的,也是公众的,它展现了近二三十年来中国学术文化领域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真实。”1980年前后,改革开放伊始,柳鸣九先生勇发时代先声,其用意,远不限于对萨特的研究与评判,而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以此承继其求真的初衷,勇敢地延续其思想破冰的行动,在外国文学研究界开思想解放之先风。

 

  事实上,《萨特研究》是柳鸣九创编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的第一辑。而“丛刊”的诞生则是当时柳鸣九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破冰”行动之延续。二十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东风吹拂,思想解放萌芽渐发。然而,学术文化领域,尤其是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还有一座在先生看来“阻碍通行的大冰山”:日丹诺夫论断。对此早有“反骨”的柳鸣九深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启发,也早自1978年起“三箭连发”,誓为外国文学研究“破冰”:先是于1978年在广州举办的第一届外国文学全国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之发言;接着又将此报告整理成文于《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最后则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上组织系列笔谈,扩大影响。大家都知道,第一届外国文学全国工作会议云集国内外国文学的著名专家,而《外国文学研究》,据先生自己回忆,更是“当时唯一一家外国文学评论刊物”,这场“破冰”行动自其伊始便得到热烈之响应。更重要的是,《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矛头直指日丹诺夫论断,并对20世纪西方文学中不同流派、作家和重要作品加以重新梳理,对其阶级归属、思想根源、评判标准与艺术特点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

 

  以现在的观点看,这篇文章的确烙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但柳鸣九先生对西方文学观点鲜明、论证详实的系统分析,无疑具有深远的开拓与启迪意义。1979年后,国内对西方文学的积极译介打开了新局面,对西方文学思潮、作家与作品的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不断的拓展,其中不能不说有这位“破冰人”一份不可忽略的历史功绩。

 

  每每想到这点,我便不禁赞叹于柳鸣九先生敏锐独到的学术目光,更敬佩于他求真敢言的非常之勇气。毕竟,在乍暖还寒时候张弓破冰,难免要经受倒春寒的侵袭。“三箭连发”不久,1980年举办的第二届外国文学研究会上,便有人宣称“批日丹诺夫就是搞臭马列主义”;《萨特研究》出版一年,国内又开始“清污”,将萨特与“蛤蟆镜”、“喇叭裤”并称三大“精神污染”,《萨特研究》也因此遭到批判。然而面对这种种冲击,柳鸣九先生只在《围绕<萨特研究>的记忆》一文中平和地写道:“大概是因为我多少有了一点‘彻悟’,所以不知不觉平添了若干抗压性与勇气,在比较硬性的政治思想要求与坚持学术忠诚之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似乎是生平第一次保持住了‘自我’,做了一次我自己。”一句“坚持学术忠诚”略去了多少艰辛与困苦,体现了一位学者怎样求真、求实的学术追求;一句“做了一次我自己”,又包含了多少勇气与问心无愧的坦然。

 

  柳鸣九先生从未停止过对外国文学思潮与作品的开拓性探索。而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又尤以其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广。早在上世纪70年代起,柳鸣九先生便与同仁一道开始编撰《法国文学史》。这部三卷本的《法国文学史》最终分别于1979年、1981年、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耗时近二十年的著作,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多卷本的国别文学史,填补了国内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研究的空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详细介绍了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不同流派、作家与作品。该书于1993年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可谓对其重要性与历史贡献之肯定。

 

  自1981年的《萨特研究》之后,柳鸣九先生主编的“法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丛刊”又陆续出版了《马尔罗研究》、《新小说派研究》、《尤瑟纳尔研究》、《波伏瓦研究》等一系列重要专题著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又主编《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是我国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译介的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由柳鸣九先生主编,系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工程,全书共10批70种,分别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从1985年开始筹划,编选,翻译,由漓江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三十五种,前后经历了十二个春秋。“就规模而言,它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一套巨型的二十世纪国别文学丛书,就难度而言,它不仅在选题上是开拓性的,首选性的,而且每书必有译序,七十种书的序基本全部出自主编之手”,从“阅读资料、确定选题、约译组译、读稿审稿、再到写序为文、编辑加工、还要解决国外版权问题”,将“一个文学大国在一个世纪之内的文学,精选为七十种集中加以翻译介绍,构成一个大型的文化积累项目”,这一工程,对主编来说,无异于“西西弗推石上山”。柳鸣九先生组织翻译出版这套丛书,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是便于中国人对法国现当代文学有直接的认识与了解,二是为中国的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的研究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三是为中国的社会文化作一积累性的工作。在制定计划与确定选题方面,作为主编,柳鸣九先生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选入的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名家的杰作巨著或至少是重要文学奖中文学新人的获奖作品,唯具有真正深度与艺术品味的佳作是选,并力求风格流派上多样化,但又要与通俗文学、畅销书划清界线,以期建立一个严肃文学的文库”。这一视野开阔,目的明确,组织严密,译介系统而有质量保证的大型文化工程,在我国的外国文学译介史上,将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篇章。

 

  章学诚评《文心雕龙》,赞其体大而虑周,诚以为柳鸣九先生在法国文学领域做出的贡献,亦可谓“体大而虑周”。所谓“体大”,乃指其研究视野之开阔,研究涉及时间跨度之长、评介作家流派之多,自三卷本的《文学史》到共计七十种的《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再加上柳鸣九先生翻译的法国名著、撰写的评论文集与创作的散文集,哪怕仅从体量上而言,也是蔚为壮观的。而说“虑周”,则是因为柳鸣九先生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既有如《文学史》一般系统的历史梳理与阐发,又有《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丛书》一般对每部作品的评价与深刻评析,更有如《自然主义大师左拉》、《走近雨果》等著作一般以作家、流派、文学思潮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探索与论述。

 

  柳鸣九先生自己有言:“作品的研究是作家研究、流派思潮研究、主义方法研究、断代史研究、通史研究等一切研究的基础。”如此的论点,在文学研究有泛向文化研究倾向的今日,听来更为振聋发聩。我钦佩柳鸣九先生对作家、作品与译介三者间关系透彻的理解。归根结底,作品方是理解作家、流派乃至一国文学之基石,故而作品的翻译从来都不仅是简单的文字转化,是原作生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再生,是文化与思想的传递。先生重视作品的地位、重视翻译的地位,这与之求实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如果说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体现了柳鸣九学术成果的深度,那么其著作涉猎之丰富就体现出他探索的广度。除去上文提及种种,柳鸣九另著有《世界最佳情态小说欣赏》、《理史集》等评论文集十种;《巴黎散记》、《翰林院内外》等散文集六种;译有数位法国文学大家的作品;还主编了《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作品选集》《雨果文集》《加缪全集》等多套大型译丛,其中有四项获国家级图书奖。

  而这样一位早已“著作过身”的西方文学研究之引领者,却始终谦逊而平和。他多次用清平的家屋自比,《名士风流》写到最后,以一篇题为《我劳故我在》的文章作结,是先生对朴素的“自我存在”的 “生态评估”。柳鸣九先生说“屋不在大,有书则灵”。他“喜爱此屋的简陋与寒碜,不愿花时间、费工夫用充满甲醛的涂料与地板去美化它”,却对两个书柜“里面的约两三百册书”情有独钟。因为这些书“除了我自己的论著与翻译的三四十种外,就是我所编选的、所主编的书籍了,这些书构成了我生命的内涵,也显现出我生命的色彩”。

  一席话间,不仅体现出柳鸣九先生谦逊勤奋、笔耕不辍的为学态度,更显现出他求真求实的治学之道。本文开头,我说柳鸣九先生身上闪烁着“真”的光芒,这“真”字,一可组“真实”一词,所谓实事求是,指的是从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求真学问;亦可作“真诚”一词,诚即不欺,不以虚言欺人,亦不以假语骗己,做真诚人。更可作“真理”一词,不懈探索,追求真理,无可畏惧。真实是根基,没有对作品悉心之阅读体会,对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之知识积累,就无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论断;真诚是准则,没有一颗正直之心,就不会有敢做敢言之魄力,不会有打破藩篱之勇气。正是对“真”的追求,让柳鸣九先生成为为萨特正名的先驱,让他勇于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思想上之坚冰,让他不断在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研究中探索前行。《光明日报》对柳鸣九先生的专访取题“诚实:学者的灵魂”,或许正是对其勇于求实之学风的最佳概括。

 

  2000年,柳鸣九先生在法国的著名学府被正式选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2006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今日,他的十五卷文集又与广大读者见面。在我的心里,他早已是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或许已无需再不厌其烦地列举加诸彼身的名誉与称号,然而这种种荣誉背后所付出的艰辛,所体现的胆识,所凝聚的卓越成就,尤其是其朴素求真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后辈来说,无疑是珍贵的,具有永恒的价值。

 

  2015年7月4日于南京大学

  

  作者许钧,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南京大学研究生院院长,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法国文学翻译家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