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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是真名士自风流 ——贺《柳鸣九文集》十五卷出版
发表时间:2015-10-14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快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1977年岁末,参加“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次年年初,走进复旦大学,我与班上很多同学一样,不知道萨特何许人也。二年级开始,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到萨特的存在主义,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西方近现代思潮,短短一年时间里,如同走马灯一样在教室里来回穿梭。陌生的名字,新奇的观点,令我们这些从封闭的、近乎文化沙漠的年代走过来的学生,眼前出现一个无比开放的、丰富多彩的世界。等我们1982年毕业离开校园时,萨特和存在主义变得十分时髦,喜爱者对之烂熟于心,时时挂在嘴上。

  

  当年就是在大学校园里,第一次知道了柳鸣九先生的名字。那本红封面的、印有萨特肖像的《萨特研究》,班上有位酷爱现代派文学的同学颇为喜爱,上课时,他总是会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感到新奇的是,里面居然还有一张萨特1955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想想,那时的柳先生不到五十岁,他编选的这本书,后来虽然一度招惹麻烦,但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新一代的年轻学子,开启一扇窗户,看窗外远方的世界,一片明亮。

  

  好多年后,我读到黄永玉先生1972年在“五七干校”期间写给一个学生的信。黄先生信中有这么一段:

  “和你谈谈文学好吗?你的诗不好,文,有巧无气,要打点气,这气是中医的气功的气,不是空气的气。原因,缺乏构思上的延续力,你老是像闪光雷似的运用文字。一句一个意思,没有把造句耐心地用三两句或一小段叙述得从容些。我爱人说你有存在主义余波,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保罗·萨特的文章也不是这么个写法,他是严谨的,貌似散淡,结构却极严谨……”(黄永玉致李宝瑞,1972年4月15)

  读此信才知道,至少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在“文革”前的中国并不陌生。可是,“文革”将曾有的一切完全打碎,并不那么开放的视野,变得更加封闭。这才导致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在新的时代开始起步时,处在一种对外面世界茫然无知的状态,渐渐睁开眼睛,看一个又一个西方新思潮接踵而至。

 

  柳先生主编过一套丛书,名为“盗火者”。诚如斯言,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的“盗火”,当然就不会有中外文化相互碰撞之后的火花闪耀,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化创造,就不会丰富多彩。我还想说,在我们亲历的八十年代,这些“盗火者”不只是“盗火”,而是担负了另外一种责任:耐心地用一针一线将断裂的历史慢慢缝合。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盗火者”也可称为“衔接者”。

 

  我熟悉的萧乾、冯亦代、董乐山先生等前辈,均是如此。萧乾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系统研究过意识流小说,较早发表推介乔伊斯等人小说的文章;二战期间,在伦敦,他观看易卜生的话剧《培尔·金特》,萌发将之翻译的念头。这些想法,后来当然只能中断。“文革”刚刚结束,他便率先将《培尔·金特》翻译发表于《世界文学》杂志,很快由中央戏剧学院将之搬上舞台,人们才第一次知道,以现实主义杰作《玩偶之家》著称的易卜生,还是西方现代派话剧的前驱。之后,他又与夫人文洁若联袂将《尤利西斯》翻译,圆了早年之梦。早在抗战期间翻译过海明威小说的冯亦代,从《读书》1979年创刊之日起,长期开设“西书拾锦”专栏,及时向读者介绍国外文学作品与现状,使年轻作家和读者了解外面的文学世界。董乐山在翻译《红星照耀在中国》之后,陆续翻译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以及《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等著作。他们都是以“盗火”的方式,履行着衔接历史的责任。柳鸣九比他们年轻,具有同样强烈的历史意识和胆识,追随前辈,传承历史。《萨特研究》一书曾令他卷入漩涡,但他依旧坦然,依旧坚持已见。“自我选择至上”——他欣赏这句话,也身体力行,这位研究萨特的“盗火者”,无愧于萨特,也无愧于一个新的时代。他以充满活力的探索精神,与诸多“盗火者”一起,撑起八十年代文化的一片辽阔天空。

 

  我与柳鸣九先生并不熟悉,熟悉是朱虹老师。十几年前,朱虹老师自美国归来,我去过他们家一次,印象中,与柳先生只在客厅匆匆见过一面。半年多来,承蒙先生厚爱,邀我加盟“本色”丛书,我们才多了一些电话交流。

 

  与柳先生虽然不熟,文章却时常拜读。 

 

  喜欢柳先生写前辈学者、翻译家群体的文章,他将这些人物誉为“翰林”,文章汇集出版时,起了一个很好的书名《名士风流》。的确,那些在他笔下的前辈人物,堪称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名士。我非常喜欢一副对联:“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用这副对联概括他笔下的诸多前辈,颇为贴切。柳先生写前辈,不矫情,不虚饰,叙述朴实而从容。他下笔坦率而真挚,用细节呈现不同前辈的性格差异——冯至谨言慎行,小心翼翼中的那一份心底的“唯唯诺诺”;李健吾有仁者之风,豪爽热情,纵有一时的不快,也只是藏于心底;卞之琳严谨,执拗,以“不为”与“无为”方式,寻找自我的自由空间;钱鍾书与杨绛的“君子之风”,幽默风趣……

 

  在赠我的《名士风流》一书上,柳先生在扉页上认认真真地题赠一段话:“我关注‘翰林院’,君回溯‘二流堂’,可谓殊途同归,共趋中华人文精神取向。”由此可见,他写前辈,当然不只是为回忆而回忆,他更有一种人文精神的追求,在对诸多前辈的印象描述和体味中,他在反思自己亲历的那个时代的荒唐与狂热,以深深的同情与怜悯,理解前辈们艰难的精神行程与内心隐痛。他写他们,其实也是在写自己。在写他们的文章中可以读到他自身,在写自己的文章中,同样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柳先生的随笔写作,是在留存历史,留存名士的文化风流,留存自己的精神历程。 

 

  柳先生所写的名士,有的人我熟悉,如冯至、卞之琳、朱光潜等,有的人则只读过他们的作品,心向往之,如李健吾、梁宗岱。知道李健吾,是在大学期间开始研究巴金时,他以“刘西渭”笔名所写的文学评论,堪称经典,他与巴金是好友,围绕“眼泪文学”他们二人相互争论,却友谊依旧。梁宗岱的《诗与真》和《诗与真二集》,读了又读,珍藏至今。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影响一代又一代读者,他们的文字,真正称得上是名士风流之文。 

 

  自五十年代起,柳先生陆续结识这些前辈,与之深交,在他们的指点与关照下,开始自己的文化行程。率性真诚之人,必有感恩之心,他写前辈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期间的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写他们于极为艰难处境下对文化的坚持。正因为有这样的前辈在前面引路,新一代的这一位“盗火者”有了自己的空间,多了走过磨难的勇气,当一个新时代终于来临时,才有可能开拓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而他的身后的历史远景中,一个星光灿烂的群体,欣慰地看他前行。

 

  于是,当柳先生怀着感恩之心叙述前辈“盗火者”印象时,其实他也渐渐走进了名士的行列。

 

  前辈有幸,柳鸣九有幸。

 

  真名士,自风流。

 

  完稿于2015年7月14日,北京酷热中。

  

  

  作者李辉,《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著名散文随笔作家,现当代文学研究家,有著作多种,并多次获奖。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