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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新璋:立言的研究者
发表时间:2015-10-14    来源:党建网字体[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柳鸣九文集》,煌煌十五厚卷,洋洋六百万言,作为一位学者,毕生在西方文学领域垦殖“采石”,树立起一座坚实而高耸的丰碑,令人仰止,肃然起敬。

 

  法国文学史论,是柳公专攻的主业,著有三卷本《法国文学史》、上下册《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景观》及十论《法兰西文学大师》,成果丰硕。想了解古往今来的法国文学,都是最可靠的权威读物。这六卷书,史料翔实,论述明晰,史论兼具,足成一家之言。而柳公治学,不以法国文学为限,遍览欧洲各国文学,视野开阔,论点精辟,不仅是同辈学人中翘楚,亦令师辈教授颔首称是。这里举打倒四人帮之后,一九七八年秋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会与专家教授达三百馀人,柳鸣九以二段时间,五六小时,作了关于西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主题发言。是建国后学术文化领域中第一次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作出全面而正面的评价。

 

  一九七八年,是我国新时期开始的重要一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评论文章,促进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年,对柳鸣九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曾“三箭齐发”,在全国性会议上,对长期主宰我国文艺界的日丹诺夫论断“揭竿而起”。日丹诺夫扬言,“资本主义制度的颓废和腐朽”,所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也必然“颓废和腐朽”,而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更是一概否定、一笔抹杀;柳鸣九抓准这个大目标,摆事实,说道理,痛批日丹诺夫谬论。这不是单纯的思想批判,理论批判,而是密切结合现实斗争,揭批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破除思想禁锢,把被四人帮搅乱的文艺思想,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广州会议发言,第一个特点,是开创性。可谓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发韧之作。那时文艺领域禁区重重,对现代派文学采取排斥和拒绝的态度,不介绍,不出版,不传授。现代派文学的是与非,该肯定还是否定,很多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柳鸣九可说开风气之先,先声夺人,提出成熟的看法。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基础、内在意义、艺术特点,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给予科学的评价,扬弃其糟粕,肯定其精华,得到与会者与广大读者的首肯。正如荀子所说,“一言定而天下听”。广州会议之后,现代派文学的译介才活耀起来,对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才逐步走向深入。

 

  文革前,外国文学的译介,偏于古典经典名著,现代派文学对大多数读者还很陌生。而且要读懂现代派,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当时读了柳文,我也趁热,找了本卡夫卡的《城堡》来读,但看了三四十页就扔下了,觉得情节绕来绕去,进展不大。法国两次大战之间著名作家莫洛亚,文笔比较讲究,行文求简洁,用语求确切,句子求有表达力,对卡夫卡的写作技巧就颇有微词,说他莫洛亚用二十页就能把《城堡》故事讲周全,而《城堡》是一部三百多页的长篇。须知《城堡》的价值,不在讲故事,主人公K像梦魇般,到城堡去的方向和途径都很明确,但绕来绕去,就是走不到《城堡》!柳公从荒唐悠忽之词读出其内在的意义:即人陷入了不可知的荒诞世界,他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卡夫卡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展示这个世界的混乱荒诞,寓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切批判。现代派文学以反传统为创新,更极端的是发展出“反小说”的小说,“反戏剧”的戏剧,作品当然不会像托尔斯泰《复活》那样引人入胜,有的真要硬着头皮才能读下去。为学的笃实态度,实际很重要。区区连稍艰涩的作品都没耐心读,废书不观,所以始终是在学术城堡附近徘徊的门外汉。从而也揭示学术研究艰苦的一面,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不辞辛劳,才能攀登上光荣的顶峰。

 

  第二个特点,是理论高度。广州会议发言,矛头对准令人生畏的日丹诺夫。日丹诺夫不是等闲之辈,他有他的理论;作为苏共意识形态总管,他可以讲歪理,以势压人。但对武器的批评,只能用批评的武器,只能用科学的分析,以理服人。柳公在发言中发挥其逻辑思维之所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以及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说,对二十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和现代派作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评说,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凭借深厚的学养,扎实的理论功底,雄强的思辩能力,发言浩浩荡荡,胜义络绎,不仅显示理论力量,而且具有理论气势。柳公说,由于自己从事的是思想含量较高的文化工作,养成思索和“多思”的习惯,算得上是“会思想的芦苇”。“会思想的芦苇”一语,出自帕斯卡尔Pascal的《思想录》一书。原文(347节)是:“人只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并说(346节):“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形成人的伟大”!柳公回顾一生治学,归结为“多思”“会思想”。学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柳公正是缘于多思善思,因其思想价值,才在学术上卓然自立,高出侪辈。

 

  第三个特点,理论勇气。有了理论认识,有了先见之明,还有一个勇气和胆量的问题,敢不敢把自己石破天惊的想法,及早公诸于众。思想新锐,尤需要有胆识。

 

  七八年揭竿而起,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日丹诺夫这个庞然大物,针对的是影响根深蒂固的日丹诺夫论断;八八年为给左拉以公平的评价,柳公这次面对的是恩格斯的经典评价,难度更大。恩格斯十分推崇巴尔扎克,从巴尔扎克作品中引出现实主义的经典定义,即“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并以夸张的修辞手法,称赞“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固然伟大,却把左拉压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三座大山之下了。要把左拉从恩格斯的经典评价下超度出来,学术准备,理论思考,文字表达,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无论日丹诺夫,还是恩格斯,柳公不迷信任何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反杜林论·概论》柳公正是凭藉广博的学识,睿智的思考,在与重量级人物,与理论权威较量中站立了起来。而他的理论勇气,来自他的理论自信和学术正义。

 

  柳公八一年编《萨特研究》,是出于要“为萨特挺身而出讲公道话的激情和勇气”。不料过了一二年,清除精神污染时期,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长官,要柳鸣九就萨特评价写反思文章。柳公坚持自己想法不动摇。其《理史集》卷首冠有一张“摄于一九八二年夏”的照片,照的正是他坐在藤椅上阅读《萨特研究》!在赠我的书上有这样一句题词:“正当‘清除精神污染’高潮,萨特首当其冲,《萨特研究》有幸被点批,敝人且静视其变。”处惊不乱,相当淡定,这也是柳公突出的学术品格。在这一文化学术事件过去之后若干年,柳公便被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柳公把自己定位为“立言的研究者”。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虽久不废,谓之不朽。笃学,多思,立言,出类拔萃,卓然成家,柳公当之无愧!

 

  我与柳公是北大法语专业的同班同学。五七年毕业,经过近六十年的努力,柳公很勤奋,我也很用功,甚至清晨四点就起来译书,但成绩却有天渊之别。我翻的译本,连杂七杂八以书养书的书,加起来也凑不成十五卷,而柳公学术著作、文化散文、名著翻译,却多达十五卷而有余。更大的不同,是文化的含量不同,学术的含量不同,社会的影响不同。我曾为学外语的大学生编过一本《古文大略》,一般反响还可以,却遭外研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退稿,某一出版社虽接受,却要交两万元出版费。现在,出版困难,恐怕连自己出钱出版社也未必肯出我的书了。而海天出版社为学术价值,为文化积累,上门求书,出《柳鸣九文集》十五卷!海天出版社的伯乐精神和出版家气魄,特别值得揄扬,特此表示崇高的敬意!

   

  作者罗新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著名的翻译理论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传人”。

网站编辑:穆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