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林良旗 主编,沈传亮 等著

　　出 版 社：五洲传播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0-1

　　版 次：1页 数：281字 数：170000

　　印刷时间：2012-10-1开 本：16开纸 张：胶版纸

　　印 次：1I S B N：9787508523705包 装：平装

　　编辑推荐

　　★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重点图书。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广大党员群众看清党和国家未来发展及走向的通俗读物。

　　★中共，因民主而生；为民主而战；顺民主之势而行（沿着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道路）

　　内容推荐

　　有人认为中共不是一个崇尚民主的政党，这是历史事实吗？有人认为中国的人大制度是“虚假”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是“政治花瓶”，这种看法有道理吗？西方指责中共实行一党执政，缺乏包容性、代表性和合法性，显得与“世界民主潮流”不协调，这种说法正确吗？……中共十八大前，国际社会对党员人数最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和活动，包括涉及党内外民主的问题，备加关注，评说纷纭，意图透过十八大观察中共今后若干年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建设方面的走向。

　　《民主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向未来》用讲生动故事、举典型案例、摆确凿史实、列准确数据的写作方法，针对国内外一些人在民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错误判断，构思问题、进行比较、作出解答，告诉读者：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争取民主、建设民主的历史。

　　《民主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如何走向未来》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主任、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建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等的支持和具体指导。

　　作者简介

　　林良旗，中国外文局原副总编辑，现任《对外传播》杂志主编。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先后在人民解放军某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从事新闻和对外宣传工作；1992年起任北京周报社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中国外文局副总编辑。期间担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期刊协会常务理事。因“发展国家新闻出版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崇尚民主、为民主而奋斗的政党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以民主为武器打败了国民党  

　　第三章民主协商奠定新中国基础                

　　第四章 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民主本质

　　第五章 人民政协展示中国式民主魅力

　　第六章 民主是处理民族问题的钥匙

　　第七章 民主之风开启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

　　第八章 民主决策推进科学发展

　　第九章 广集民意夯实执政根基

　　第十章 扎根基层民主焕发新的生命力

　　第十一章 包容性开创民主治理新模式

　　第十二章 党内民主是中国民主未来发展的关键

　　媒体评论

　　★视角新，可读性强，用故事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的关系，使读者能直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实施民主的真实情况、发展进程和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朱志敏

　　★90多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争取民主、建设民主的历史，本书就此进行了系统梳理，以故事、数据等解答的方式也很吸引人，值得一看。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柳建辉

　　部分章节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锦涛曾非常明确地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纵观中共90余年历史，虽然对民主曾有过理解上的偏差和执行中的失误，但民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民主是一根主线，贯穿全程。

　　作为反对专制思想武器的民主为中共诞生铺平道路

　　追根溯源，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理想的新思潮催动下诞生的。

　　1911年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五四时期热心倡导和追求民主、影响最大的一批中国人，大多参与了中共的创建。这绝非偶然。

　　在与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特别重视对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共产党人在信仰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头脑，成为他们参与中共民主建党的原动力。

　　陈独秀1901年留学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回国后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1918年他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俗称“南陈北李”。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写的《敬告青年》一文，向中国青年“谨陈六义”，其第一义便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含有突破专制奴役、追求民主的意味。该文指出“人权”（即民主）和“科学”“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共同构成近代欧洲文明要件，“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陈氏这番横议，其论点论据均从“近世欧洲历史”引出，又鼓动国人“直追”欧洲人之迹，全然一种从天外窃火给国人的普罗米修斯姿态，而所窃之火便是民主与科学。《青年杂志》自第2卷起更名《新青年》，1916年迁至北京出版，成为新文化运动重要喉舌，并因批判旧礼教、旧文化而遭到封建卫道士围攻，被罗织“覆孔孟，铲伦常”等罪名。1919年陈独秀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和《实行民治的基础》两文，《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即民主）和赛因斯（Science，即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这番文字，首次将民主形象地、意味深长地称作“德先生”，这对民主观念的传播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显示了对于民主和科学的万分景仰，并满怀信心地以之向论敌挑战，大有因真理、正义在握而横扫千军的气概。文章进而指出：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实行民治的基础》则表现出了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管理的“直接民权”和“大众民主”倾向，这可以认为是他走向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思想节点。

　　《新青年》顺应时代的需求，明快地将西方民主呈现在国人面前，号召“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之争存”的青年们仿效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政治大革命，从事撼天动地的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这对在专制政治和蒙昧主义重压下陷入极大苦闷的青年一代，实有振聋发聩的奇效。1919年3月，时年24岁的恽代英在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信中如此描述自己阅读这份期刊的感受：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在黑暗的地方见到了曙光一样。

　　《新青年》向国人输入亟需的火种，因而赢得暗夜中的“曙光”的赞誉。毛泽东称陈独秀为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明星”，其意旨也与恽代英书信相似。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还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

　　和陈独秀同期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在民主思想的推动下，乘着五四运动刮起的民主春风，思考中国的未来，寻求救国的良方。

　　如李大钊，1913年底赴日本留学，期间曾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斗争。1916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晨钟报》主编，1917年1月又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了不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进步的文章。1917年起参与编辑《新青年》，和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前夕，他就一直在不停地呼唤民主。在他看来，“Democracy就是现代唯一的权威，现代的时代就是Democracy的时代。战后世界新起的劳工问题，也是Democracy的表现，因为Democracy的意义就是人类生活上一切福利的机会均等”。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著名论文，李大钊的这些思想，意味着中国人自孙中山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以来，对民主思想和民主革命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即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建立共产主义组织来实现民主与科学的理想社会的想法日趋成熟。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前往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一行来到北京，李大钊就中国的建党问题同他交换了看法。维经斯基到上海后，陈独秀又和他就建党问题进行了交流。7月，上海的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关于党的名称叫社会党还是共产党，陈独秀自己没有作出决定，他表示要与李大钊商量，并且写信给张申府。张申府回忆说：“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就写信给我，并要我告诉守常（即李大钊）。信写得很长，主要讲创党的事。信中说：‘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经过反复商量，共产党这一名称终于得到陈独秀、李大钊双方的认可。于是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正式诞生。

　　这时，在国外留学的先进中国青年，在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经验的同时，也在探讨建党的问题。1920年8月、9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两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探讨建党问题。蔡和森在信中说：“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1］毛泽东复信表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