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作者：张志功　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月

　　国际标准书号ISBN：9787506566452

　　内容推荐

　　作者一生中先后两次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前后加起来正好20年。回顾习书记的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经历了各种暴风骤雨，包括硝烟弥漫的对敌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他几十年的革命历程，正如他的夫人齐心大姐所概括的那样，“一生光辉 历经坎坷”。既有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之日，又有风和日丽、碧波粼粼之时；既有“两当兵变”失败的懊丧，又有“三战三捷”歼敌获胜的喜悦；既有遭受不公、蒙冤受辱、身陷囹圄的磨难和伤痛，又有不畏艰险、铁骨铮铮、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既有艰苦奋斗、开创新路、呕心沥血的艰辛，又有建功立业深受群众拥戴敬仰的欣慰。他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光明磊落，实事求是。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谦虚谨慎，团结群众，爱护干部。他一辈子堂堂正正做人，正正派派做事。

　　作者简介

　　张志功，汉族，1927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1939年至1944年在河南省陕县豫陕中学读书，1945年至1949年6月在国立西北农学院（即现在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读书，1949年6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国务院任习仲勋同志秘书，1964年5月至1978年6月下放山东，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在广东省委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1981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副局级），1984年5月至1992年3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任办公厅副主任、正局级巡视员。1992年5月离休。

　　目录

　　引言

　　01 蒙冤受屈 患难与共

　　02 身处逆境 心系人民

　　03 叶帅点将 主政南粤

　　04 平反“李案” 十次接见

　　05 昭雪“彭案” 愤出重拳

　　06 洗冤“冯、古” 用心良苦

　　07 创办特区 改革先锋

　　08 革命战友 情深谊长

　　09 博众情笃 心心相印

　　10 爱护干部 重视人才

　　11 肝胆相照 统战典范

　　12 一桩错案 三次救援

　　13 宽宏大度 团结模范

　　14 重视文化 振兴秦腔

　　15 廉洁自律 党风楷模

　　16 朴实无华 公仆本色

　　17 热爱生活 乐观向上

　　18 革命伴侣 和谐家庭

　　19 呵护至深 不娇不纵

　　20 父子情深 国事为重

　　21 言传身教 没齿难忘

　　22 前人功过 后人评说

　　后 记

　　部分章节

　　习书记一生两次蒙受大冤屈：第一次，是在1935 年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之际，被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构陷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主席解救；第二次，是在1962 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 。

　　第一次，我没有亲身经历；第二次，我身临其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

　　事情需从1962年夏天说起。当时中央领导人都到北戴河开会去了，唯独习书记留在北京，周总理让他“看家”。

　　他顶着炎炎烈日，忙着主持召开全国中等城市工业座谈会。一心扑在工作上的习书记哪能想到，紧接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风云突变，一股凛冽的政治风暴骤然向他袭来。

　　习书记是一位老革命、老党员，从13岁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起，一贯忠诚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党工作。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书记瞬间变成了“反党分子”。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继续。北戴河会议的议题原来是讨论农业生产，会议期间突然改变主题，大谈“阶级”和“阶级斗争”，并提出“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上，在批判“翻案风”时，当年曾在陕北红军工作过的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突然发言说：“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第一作者；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叛徒高岗翻案；并且宣扬习仲勋自己。” 云南省委第一书记9月8日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的发言被编为大会“总72号简报”。我看了这期简报，感到十分突然和震惊。

　　会后，习书记回到家里，我看到他面带愁容，忐忑不安，只说李建彤…不听劝告，给他制造了麻烦。当时，习书记夫人齐心大姐还在中央党校，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9日一整天，习书记都闷闷不乐。

　　晚饭后，他叫我陪他出去走走，我们乘车到了紫竹院公园。

　　我至今记忆深刻：那是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虽然已是初秋，但空气异常沉闷，公园里游人稀少，只听见阵阵蝉鸣。我默默地陪伴习书记行走在没有路灯的曲折小径上。

　　习书记边走边对我说：“有的同志对李建彤写《刘志丹》小说是有意见的，甚至和她争吵过，我早就知道，但没有想到有人会在中央的大会上把这个事情上纲上线。”习书记接着说：“对西北地区的革命历史，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不同意见可以理解，但要说我借写刘志丹为高岗翻案，则是无中生有。” 习书记还说了许多，我只是听他叙说，却想不出任何宽慰的话。

　　他的不快自然也感染了我。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跟着他，两腿像灌了铅似的。

　　我陪同习书记在紫竹院公园的这次散步，进一步知道了西北党史上的一些纠纷，也为习书记承受的政治压力深感担忧。

　　全会原本没有讨论小说《刘志丹》的议题，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发言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改变了会议的方向。

　　事后得知，这是康生一伙在背后策划的一个大阴谋。

　　北戴河会议期间，有人就向康生报告：“小说《刘志丹》目的不纯，有问题。”康生如获至宝，在既没有看小说又没有做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向毛主席添油加醋地说：“《刘志丹》这本小说替高岗翻案，把刘志丹思想凌驾于毛泽东思想之上。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是以习仲勋为首的一些人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利用小说反党。”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康生公然讲：“……习仲勋勾结刘景范 …、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习仲勋是这一事件的挂帅人物，是反党大阴谋家、大野心家。”于是，在康生等人的欺骗和煽动下，会上一些人对习书记展开了猛烈攻击。

　　康生迫害习书记是有历史原因的。在1943年的“ 延安整风” 运动的审干工作中，康生搞“抢救运动”，采取威逼利诱、刑讯逼供等手段，把在白区工作的地下党打成受国民党操纵的“红旗党”，把大批从白区来的地下党员和青年干部打成特务，习书记对此曾予以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又在土改中推行“左”的路线，习书记再次予以抵制，提出不得使用肉刑、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不搞查三代、挖底财，要保护开明绅士和工商业者等，并就此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中央将这个报告印发各地贯彻执行，纠正了土改中“左”的错误。为此，康生一直耿耿于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