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宫立（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孙犁“对书有一种强烈的，长期积累的，职业性的爱好”，爱书、读书、买书、藏书、包书、写书，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我特别爱好书，书就成了生死与共之物”。

　　读书，是需要心境的。“一人在室。高烛并肩，庭院无声，挂钟声朗，伏案修书，任其遐想”，这样神仙般的日子，孙犁享受过。“院中儿童追逐投掷，时有外出流氓，手摇大弹弓，漫步庭院，顾盼自雄，喧嚣奇异，宇宙大乱”，无论周围的世界多么嘈杂，孙犁依然故我，闭门读书。不过，有时候也让孙犁无可奈何，“此数日间，亦不得安静，何处可求镇静之术，余不惜刀山火海求之”。

　　读书，要持之以恒，不能轻言放弃，“选择了一本书，我就要认真把它读完。半途而废的情况很少”。即使是极为特殊时期，孙犁读书的习惯依然雷打不动，“近日家事纷扰，且加以地震，平日弄书之习，中止近两月矣。昨晚又有震动，同院嘈杂，余麻痹，稽留室内，忽念及此书，愿读书法家所爱之文章诗词，遂从柜中取出，量纸裁装，如地大震，则一切覆埋。幸而平安，则仍为人生一乐也。”“家事纷扰，且加以地震”，保命要紧，哪还有心情包书读书？但孙犁并未因之乱了阵脚失了方寸，心之坦然，安安静静地读《三希堂法帖释文》。

　　读书，要“择善而从”。

　　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书、适合自己的书，“我读过的，你不一定去读，也不一定爱好。我没有读过的好书多得很。而我读书，是从来没有计划，是遇到什么就读什么的。其中，有些书读了，确实有好处，有些书却读不懂，有些书虽然读过了，却毫无所得。”

　　要读与自己的气质相投的书。孙犁在给铁凝的信中提及，“多大的作家，也不能说都能投合每个人的口味。例如莫泊桑、屠格涅夫，我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特别是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说，那真是最规格的。但是，我明知道好，也读了一些，但不如像读普希金、高尔基的短篇，那样合乎自己的气质。我不知道你们那里有什么书，只是举例说明之。今天想到的就是这些。你读着脾气相投的，无妨就多读他一些，无论是长篇或短篇。屠格涅夫的短篇，我不太喜欢，可是，我就爱读他的长篇。他那几部长篇，我劝你一定逐一读过，一定会使你入迷的。”

　　读书，是要讲究方法的。“读书，应该把随时的感想记在书眉上，读完一本，或读完一章，都应该把内容要点以及你的读后意见，记在章尾书后，供日后查考”，孙犁读高中时，“在一本一本练习簿上，用蝇头小楷，孜孜矻矻做读《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著作的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孙犁提醒我们：“读书读到自己特别喜爱的地方，就把它抄录下来。抄一次，比读十次都有效”。

　　耕堂读书随笔、理书记、耕堂题跋、书衣文录、读作品记，是孙犁读书、包书的副产品，这些“读书的印象断片”与陈原的“书林漫步”、唐弢的“晦庵书话”、黄裳的“榆下说书”一样，都是读书记中的精品。孙犁读书，不是走马观花，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和人生阅历，用心地读，认真地咀嚼，在普通的书里尝出自己的滋味来”（吴泰昌）。如果不喜欢，孙犁也会把自己的感受很直白地表达出来。比如阮元的《小沧浪笔谈》，他就毫不客气地批评一番，“此大人物之著作也，装腔作势，为圣人天子立言。此人名声如此煊赫，以其所居官大，余殊不见其诗与文之佳处也。同为‘文达’，其文笔不及纪晓岚远矣。”

　　为了读书，孙犁买了不少书，“买书就像蔓草生长一样，不知串到哪里去”。逛书摊，邮购书，无论是书目书、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集部书，还是农桑畜牧花卉书、金石美术图画书，孙犁都有收藏。喜欢的书，还不止藏有一种版本，“《世说新语》，我有四种本子，除去明刊影印本两种，还有唐写本的影印本，后来的思贤讲舍的刻本。《太平广记》也有四种版本：石印、小木版、明刊影印、近年排印。《红楼梦》、《水浒》，版本种类也有数种，包括有正本、贯华堂本。”当然，收藏的书，并非都是他喜欢读的。有时候，即使废置不用，也要购，也要藏。比如俞樾的《诸子平议》，孙犁也知道“此即清代之学术。学者竭毕生之力而为之”，但“今日读之，昏然欲睡。余购此类书，不下数种，将长期废置矣。”

　　孙犁藏书不少，有人想借阅，对于不同的书，他是有不同的处理方式的。如果是用处不大，也不喜欢的书，他“宁可送给别人，不要他还的”；但如果是“要用的书，即是所谓藏书”，他是“不愿意借出去的”。不过，也有例外，“即使是我喜爱的书，在一种特殊的时机，我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例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同志都到我家拿过书。大敌当前，身家性命都不保，同志们把书拿出去，增加知识，为抗日增加一分力量，何乐不为？王林、路一、陈乔，都曾打开我的书箱，挑拣过书籍。有的自己看，有的选择有用的材料，油印流传。这些书，都是我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

　　孙犁对书爱护备至，从童年时就养成了爱护书籍的习惯，“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遇到心爱的书，总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看着舒适放心”。他很享受包书的过程，“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1975年2月5日，孙犁上午包蒋瑞藻编的《小说考证》，下午想包《小说枝谈》，“苦未得皮纸为此书裹装”。办法总比困难多，“适市委宣传部春节慰问病号，携水果一包，即此纸也。余亟倾倒水果而裁装焉”，问题就这样轻松解决了。缺纸时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纸富余时又该咋处理呢？冉淮舟送孙犁一卷纸，已经包线装书快一百本了，还有不少剩余，“纸不用尽，则心不能安。觅书裁纸，不督自励，此习惯势力也。亦无计划，包否如抽签。今纸已尽，可止矣乎。”真如孙犁自己所言，“爱书成癖，今包装又成癖，此魔症也”。包书不是孙犁一个人独有的习惯，他1975年4月18日在《小腆纪年》的书衣上写道：“余中学同窗张砚方，雄县人，买书后即包装之。余今效之，此人不知在何处。”

　　孙犁“惟对于书，不能忘情”，他喜欢无拘无束地读书，唯有如此“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孙犁年谱长编”〔19BZW1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