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淮南
龙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参与者、见证者，是中国十二生肖中唯一的虚拟神兽，也是独特的中国精神标识。在全球化语境下，世界各地华人被称作“龙的传人”，这就像《我的中国心》唱的那样，“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接见美国客人时指出：事实上，“我们这些人也是原来的人。黑头发、黄皮肤，传承下来，我们叫龙的传人”。2024年是甲辰龙年，英文“loong”（龙）字在新春佳节之际成为全球媒体的热词，其背后是全世界对东方巨龙的热切关注。
玉 人（立）新 石 器 时代，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我们不是夏娃的孩子，我们传承着龙的基因
美国遗传学家卡恩等学者1987年提出了著名的“夏娃理论”，认为现代人的祖先起源于距今20万年前一群非洲女性，在距今约13万年前开始向亚洲和欧洲扩散并取代当地古老人类，进而演化成为现代世界各色人种的祖先。随后又有国外学者强调“走出非洲说”：大约在距今10万至5万年间，一部分早期现代人从东非向世界各地扩散，成为全世界现代人共同的祖先。更有甚者，认为中国人就是夏娃的孩子。
一方土养一方人。与美国和欧洲相比，中国在亚洲地理版块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大部分在温带。黑格尔特别看好处于温带地区的国家，他说：“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一个广阔的胸膛。”沿着自然降水带，经过滚雪球般地不断的演进中，中华大地形成黄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珠江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等五大文化带。在这独特的相对稳定空间，龙的传人延绵发展。
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实证了中华民族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但物证不支持“夏娃理论”。比如，相继发现了元谋人、蓝田人、丁村人、金牛山人、山顶洞人等数十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的遗址和数以百计的古人类生活的遗址。考古学者对我国河南荥阳织机洞、郑州老奶奶庙、广东英德青塘等多个距今6万到3万年的遗址开展考古发掘，获得了丰富的人类活动遗迹和遗物。学者高星带领的团队开展距今10万到4万年间遗址的考古发掘，弥补了原来较为缺乏的这一时期遗址发掘成果。
再看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在宁夏水洞沟、新疆通天洞、河南郑州西施等少数遗址发现了欧亚草原流行的独特石器工艺技术制作的石器，表明确有外来的人群进入了现今中国境内，但他们并未取代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而是实现了共存融合。因为这一年代段中国北方和南方地区石器制作技术和生活行为等，仍然沿袭了自北京猿人时期已经形成的以石片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并没有出现原有文化传统被新的外来文化所取代的现象。
东亚人基因也不支持“夏娃理论”。比如，丹尼索瓦人在我国境内有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甘肃省夏河县出土了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距今16万年。欧洲的土著原始古人类是尼安德特人，在欧亚大陆新发现了丹尼索瓦人，他们曾分布于欧亚大陆，并和尼安德特人通婚。在东亚地区现代人类的基因中，丹尼索瓦人基因占有的比例大于尼安德特人。研究证明，在距今4万年左右，尼安德特人仍然生活在欧洲。在欧洲和亚洲现代人的基因中仍有1%—4%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这说明尼安德特人在来自东非的人类到达之后并未灭绝，其基因仍被现代人所继承。
铲形门齿是龙的传人的一个重要标识。古人类学家在华南地区发现多个与北京猿人等早期古人类具有一脉相承的人骨体质特征的人骨化石。学者吴新智提出证据：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人类，从远古至今，有着极高比例的铲形门齿的特征。这种门齿是东亚地区蒙古人种的突出特点。从一百多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到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再到距今十几万至几万年的晚期智人、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东亚人，乃至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境内的人，都具有80%以上的铲形门齿比例。而在欧洲和非洲的现代人，这种铲形门齿只占10%以下，比例仅仅为个位数。
考古证明了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人类起源最早之地。对此，学者吴新智提出了“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观点，认为以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和北京猿人为代表的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的祖先，同时本地的现代人在继承本地古人类基因传统的基础上，也和外来的古人类发生过交流杂交。他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古人类学界的主流观点。学者王巍给出结论：“‘夏娃理论’显然是错误的。”
研究文献的学者袁义达、张诚研究认为，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前200个姓氏中，出自炎帝姜姓系统的姓氏约占10%，出自黄帝姬姓系统的姓氏约占89%”。这就是说，当今中国人应有99%为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龙的传人相互依存延绵发展过程，呈现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元代青玉龙首雕螭带钩，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龙不是西方的Dragon，8000年前我们就盖上龙印
中国龙不是西方语境下带着邪恶文化标签的dragon（英文“龙”）。西方文化一直流行着屠龙的文化传统。苏美尔遗址出土了公元前1750年3万余块泥板文书，有降服怪龙库尔的神话。在希腊神话中，屠龙的事迹开始成为英雄故事。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是将龙视作魔鬼的化身，龙成为中世纪人类真正的敌人。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西方语境下关注“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也就是距今400年的事。文明是冲突吗？其实，3200年前甲骨文字呈现一幅写意画：“文化”是物质和精神生产、创新的沉淀；“文明”是文化的光亮和精华，如日月互相映照互相呼应，需要交往交流交融。差异，涉及话语体系的问题。龙文化的东西方差异恰恰彰显了中华文明的个性。
一方土滋养一方文化。从起源看，中国龙涉及天文星象，以及祭祀祈祷雨。西方龙涉及洪水和灾难。从符号看，中国龙是精神和礼仪的象征，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标识。西方龙是基督教会阐释的魔鬼化身，站在人类的对立面。从形象看，明人笔记《五杂俎》生动勾勒中国龙特征：“角似鹿，头似驼，眼似鬼，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西方龙与蛇非常亲密，为了显示飞行能力后来增添双翼。
在国家博物馆展厅，子龙鼎是已发现的所有商代青铜圆鼎中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铸有“龙”字的最早青铜器。这意味着，中国人3000年前在文化意义上就被铸上了青铜“龙”印。回望史前时期，伴随着文明初现，中华民族起源。
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开启。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的石堆龙长达19.7米，体宽近2米。场地是精心选择的，位于整个聚落的中心广场位置，南侧为祭祀坑，使用了较为均等的红褐色石块有序摆放。这说明，龙形堆塑与集体礼仪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兴隆洼文化辽宁塔尺营子遗址，出土了类龙的石雕神人碑形器。人面两侧各有三个近似蛇形的“S”纹，其下为8行排列整齐的三角纹，似腾云驾雾，沟通天地，同样与集体礼仪活动有关系。在距今约7000年到6400年的赵宝沟文化内蒙古敖汉小山遗址，出现了目前所知辽西地区最早的猪首龙清晰形象。中原地区也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的龙文化印记。在仰韶文化陕西北首岭遗址，有一类从鱼纹体系中演化而来龙纹，其鱼形头部作方形，初步具备龙首的形象。从先人们接受虚拟龙开始，共同的价值观在萌芽生长。
距今5800年前后，中华文明起源加速。东北和西北地区的龙的形象在6000年前进入了中原。河南省濮阳市西水坡考古发现了6400年前象征着宇宙星宿的蚌壳堆塑的龙、虎形象。值得关注的是北斗造型下部有一块骨头（周髀），这反映了先民已经开始追求“中”。6000年前，大溪文化湖北焦墩遗址出土的卵石材料龙形堆塑，有用石块摆塑着三星图案，或是古人观象授时的心宿三星。距今5500年—5000年，红山文化出现了龙形玉器。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红山文化C形碧玉龙，形体酷似甲骨文的“龙”字。距今5800年—5300年的安徽凌家滩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年前的玉龙。此时，玉龙出现在不同的文化系统，表明中国龙文化的起源与发展是多元的。
距今5200年前后，中华大地进入文明阶段。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遗址均属这一时期。良渚文化以玉琮为代表的玉器，其上的龙纹，已经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饰相一致。此外，良渚文化龙首镯中的菱形纹与辽西地区赵宝沟文化出土石杯存在传承关系。而距今5000年左右上海福泉山遗址的龙凤交融的图案已经成了广泛认同的器物图案造型。中华大地由此形成了成熟的“龙的传人”的文化符号。
距今4300年前后，中原崛起。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龙纹头部造型与甲骨文“告”字接近，身体蜷曲则是红山文化蜷体玉龙的风格。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上，刻画出两个对称的龙形纹图案，与二里头绿松石龙形态相近。此时，形成较为成熟的龙图腾形象。
距今3800年前后，进入王朝时代。龙文化伴随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一起演进。夏代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龙体弯曲起伏，尾部内卷，是当时礼制的象征。到了商代，甲骨文龙字代表了时代风尚。龙造型前有大头，后部卷曲，与苍龙星宿的图像接近。此时，商龙的足也逐渐成形。后世之龙的基本特征，到殷商时初步齐备。
距今3000年，王权巩固。早期龙纹无角无翼，商周时期逐渐演化出双角，春秋战国时期又受草原文化的影响演化出双翼。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酒器），壶颈两侧以附壁回首的龙形怪兽为耳，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龙，倾其全力承托重器。郭沫若评价：“余谓此乃时代精神之一象征也。”在动荡的春秋时期和社会变化的战国时期，龙的形态具有了时代共性。
距今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陕西历史博物馆有一件突显大秦风尚的青铜龙。龙体分铸焊接而成，形体巨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秦文化中有追求浩大气势的传统，这件巨型青铜龙正是大一统的秦帝国巅峰时期的作品，见证着秦帝国的强盛。到了西汉，龙的“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的特质已被普遍接受。
龙，就是中国。中国，就是龙。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铸造了龙的传人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也铸造了龙的传人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子龙鼎和鼎身上铸造的龙字。
“重瓣花朵”绽放，催生中华民族大家庭
殷商博物馆展厅，摆放着妇好、纳夫蒂蒂、拉美西斯二世、阿加门农的雕像。除妇好外，其他三位所代表的世界古老文明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上产生的原生型文明众多，只有中国的文化体系从未中断。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民众特别是民众带来的内聚力。从雅利安人开始，欧亚大陆西部部落和政权难以对中国构成威胁。公元前6世纪，横跨亚非两大洲的波斯帝国占领了尼罗河和两河流域，但没能跨越帕米尔高原。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远征军占领了印度之后，也没能跨越帕米尔高原。7世纪阿拉伯帝国东扩，也止步于帕米尔高原。对此，黑格尔评价：“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在这片神奇土地上，学者苏秉琦发现了在中国古文化大系存在两个区系：一个是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标志是玫瑰花（包括枝、叶、蕾、冠或仅花冠）；一个是源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标志是龙或仅有龙鳞。当华山脚下的玫瑰花与燕山以北的龙在桑干河上游对接相撞，“华人”和“龙的传人”随之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此后，学者严文明提出了“重瓣花朵论”。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中原是“重瓣花朵”的花心。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花心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重瓣花朵”凝聚着龙的传人。
在8000年前辽宁查海遗址，出土类龙纹陶片两块。陶片皆为夹砂红褐陶，整体以头为圆心，内卷成了圆形。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时期陕西临潼姜寨聚落遗址，中心广场周围分布5组建筑群，所有房屋的门均朝向广场，体现了一种凝聚和内向式的聚落格局。距今4000多年前青海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3组舞人手拉手绕盆一周形成圆圈。这种同心圆式的聚焦构成中国龙的一个特性，呈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问题”，催生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初步形成后，中国古代帝王逐步将龙作为皇帝和皇权的象征，龙的形象开始渗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从周代开始，龙纹被作为象征天子的一种符号，通过文献记录下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交融的重要时期，龙纹饰与“五胡”的文化结合。如山西博物馆展出的北魏石雕帐座，顶部周边雕蛟龙穿行于群山之间，装饰内容吸收了佛教、西域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因素，雕工精美，玲珑脱俗。隋唐五代时期，中原王朝之外的少数民族政权都以龙纹饰作为帝王服饰的题材。陕西历史博物馆唐鎏金铁芯铜龙，气势张扬，彰显大唐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盛。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时期，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华夏族龙文化的精神认同，在壁画、服饰上都有体现，契丹、女真、吐蕃等游牧民族都以极大的热忱接纳龙文化。在辽代和金代帝王陵墓中，更是有大量的龙纹雕刻，呈现了中华民族大融合。明清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巩固与发展，龙纹完全成为皇权的垄断物。清太宗皇太极继位后规定，“不得擅服黄缎及五爪龙等服，若系上赐不在此例”。清代围绕在皇帝身边的各种龙纹用得太泛，太和殿内外，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龙共13844条之多，所以龙纹几乎成为普通装饰图案或象征性的符号了。
民族长卷记载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程。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从“夷夏有别”到“夷夏一家”，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和谐共赢。
龙的传人对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等，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越包容，就越是得到认同和维护，就越会绵延不断。
白瓷双龙柄执壶，唐（公元618年一公元907年），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
龙的长城不断筑就，龙的传人持续延绵
中国龙和万里长城是分不开的。古长城，烽火台从大小兴安岭过阴山和嘉峪关一直延续到新疆喀什，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历史最久、范围最广的单体建筑。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说：“当今世界，人们提起中国，就会想起万里长城；提起中华文明，也会想起万里长城。”
其一，龙的传人造就“长城内外皆故乡”。
长城文化带穿过了西辽河流域这一龙兴之地。8000年前的兴隆洼遗址连续壕沟，可以看成长城的萌芽。发现于4000年前的内蒙古赤峰北英金河的小型城堡带，与战国长城和秦汉长城并行，它比明长城纬度高4度，学者苏秉琦称之为“辽西古长城”，是“长城的原型”。龙和长城就这样相遇。
长城文化带是“重瓣花朵”中的重要花瓣。公元前4世纪左右，长城也开始成为调整农耕与游牧民族关系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手段。燕、赵、秦三国在开疆拓土之后，相继在其北方修筑了用来防御东胡、匈奴、戎等游牧民族南下或东进的长城。
秦始皇时期所筑的长城，除北部阴山长城之外，基本上都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进行增修扩建，将其连成一线。因长度超过5000公里，自此中国长城有了“万里长城”这一称呼。
继秦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是汉朝。汉长城东起辽东、西至新疆，总长度累计超过1万公里，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
汉之后较大规模修筑长城的是女真族所建的金朝，金长城主要是为防御蒙古族。金长城有两段，一段起于大兴安岭北麓，沿根河西行，穿呼伦贝尔草原，到达今蒙古国德尔盖尔汗山以北的沼泽地中。金长城的另一段起自嫩江西岸，沿兴安岭西入漠北，至锡林郭勒盟，再向西南沿着阴山至黄河北岸。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就开始建设北方防御体系。此后，修筑长城贯穿了明朝276年历史。明朝长城防御的边政体制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九边总兵镇守制度与都司卫所制度并存的双重体制，并一直实行到明末，明长城总长达8851.8公里。
龙的传人筑就万里长城，改变了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一书中这样评价：“攻不破中国长城，或者遇上障碍物如在蒙古形成的富有侵略性的部落联盟，往往使游牧民转而西进。接二连三的入侵犹如不断向西的一连串冲击波，最终使游牧民涌过奥克苏斯河、多瑙河或莱茵河。”可以说，没有悠久的长城就不会有悠久的稳定疆域。此外，到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汉帝国都在修长城，连成了一条从苏格兰高地到中国海以至横贯欧亚大陆的文明地带。
其二，龙的传人造就文化长城。
先看中国汉字。考古发现证实，中国汉字的历史最少有3300年。汉字实际上是精神层面的发明，“这在古代中国的表现可能是祭神、仪式”。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汉字是中华民族相互认同的文化核心，没有汉字，中华民族就难以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体。一种文字就是一部文化史。曾经辉煌的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甚至比较晚的玛雅文字，均消失了。汉字是唯一持续使用至今的古典文字系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再看用汉字建构的中华文脉。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从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到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解放，中国人民经历了多个学术思想繁荣、文化激荡的时期。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到四大名著，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涌现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等一大批思想大家和文艺大师。
还有用汉字编码的伟大历史。如，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利”青铜簋，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直接记述武王克商的唯一古文字材料。此簋的主人为“利”，是专业史官，他记录的“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等信息，为2000年来确认商周分界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提供了关键物证。学者杨共乐认为，两河流域与埃及的居民发明了文字，但就是没有产生史学。古代的印度虽有灿烂的诗篇、远古的法典和宗教，但也没有形成带有精神演化痕迹的史学。古希腊的史学主要是当代战争史，没有产生数代史家连续依时叙事的作品。史学乃中国之要事。从《竹书纪年》《史记》到《资治通鉴》《永乐大典》，贾谊、司马迁、班固、司马光等一众历史学家，集中展现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认同。同时，反思和镜鉴文化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其三，龙的传人造就英雄长城。
国家博物馆展出的5000年前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讲述白鹳首领率领白鹳氏族同鱼氏族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故事。先人们将这些事迹描绘在图画中，以纪念首领的英雄业绩。世界著名的五大史诗，都是民族英雄的史诗。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故事塑造了龙的传人的远古英雄。蒙恬、项羽、霍去病、岳飞、文天祥、戚继光、袁崇焕，印证了危难之时总会有无数英雄力挽狂澜。这一过程，也留下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锡伯族万里戍边等历史佳话。国家博物馆展厅内的鹳鱼石斧图彩绘英雄首领的对面与之相望的，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英雄汇聚不是巧合，是历史的必然。近代以后，涌现出林则徐、邓世昌、丁汝昌、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同时也涌现出一大批如“三元里抗英”“狼牙山五壮士”“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
中华大地，遍地英雄。1933年4月《时事月报》发表梁中铭文章《只有血肉做成的万里长城敌人不能摧毁》，认为“血肉长城成为中华民族共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些耳熟能详的歌词，见证了长城在龙的传人心中的分量。
“向内凝聚”是龙的传人的统一性追求。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
龙凤献瑞金扁壶，辽，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龙的传人为人类增色，中国龙从此属于世界
农业的出现才会有人类文明起源。最新考古成果表明，早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人就种植粟、水稻，农业起源同西亚北非并列第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都是距今13000到10000年，出土了栽培稻植硅体。2001年，浙江上山遗址出土了较多数量的距今10000到9000年的炭化稻。在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出土了距今10000年前后炭化粟和黍。农业的发明改变了人类选择居住地的标准，平原成为文明和国家的演化地域，改变了人类分布的地理格局，推动形成全球性的农业化浪潮，人类进入农业社会，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
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充分说明，我国先民还在驯化野生动物、寻医问药、观天文察地理、制造工具、发现和发明科技、建设村落、营造都市、建构和治理国家、创造和发展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例如，中国在乐器、独木舟、水利设施、天文等方面的发明发现也是全球最早或最早者之一；我们在古代农业技术，以及漆器、丝绸、玉器、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方面，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我们的先人在天文历法、数学、农学、医学、地理学等方面形成了系统化的科技知识，取得了以“四大发明”、阴阳合历、小孔成像、二十四节气、勾股容圆、制图六体、《营造法式》《天工开物》《本草纲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要科学发现与创造成果。据统计，16世纪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300项发明和发现中，我国占173项，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
“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公共产品。距今一万年前后，沿着河西走廊就有了东西交流。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正式贯通了中原至西域的通道。公元72年，班超前往西域。随后甘英奉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由此打通了由西域至条支和安息，并抵达波斯湾沿岸的道路。在汉代，从长安出发之通道谓陆上丝绸之路。从徐闻、合浦出发的海上通道则为海上丝绸之路。此外，尚有云南、贵州边境的西南丝绸之路，以及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对接通道等。
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从珠江文化带启航的。史料记载，珠江流域较早出现独木舟。考古发现，一万年前，珠江文化带便有了航海探索。学者黄伟宗发现徐闻和合浦等是西汉海上丝绸之路古港，将联合国确立的以福建泉州为标志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史提前了1300多年。这些古港构成了一部较完整的近3000年的海上丝绸之路史。
西方所谓“大航海时代”，其实是后郑和下西洋时代。郑和统率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持续28年之久，远航南海至印度洋周边30多个国家和地区，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水平发展到巅峰。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1492年到达美洲早87年，比1497年达·伽马到达印度早92年，比1519年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早114年。郑和与哥伦布的百年对话，拉开自海上开始的经济全球化的序幕，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从陆地到海上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转换。正是15世纪出现的东西方向海洋不断开拓探索的进程，最终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之中。
虽然古代丝绸之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起有伏，但通过贯穿东西方的陆海通道，最终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商品物产大流通、科学技术大传播、多元文化大交融。
在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中，掀开了中国与世界发展新的一页，龙的传人正在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龙的传人曾经塑造世界的过去，正在塑造世界的当下，也将塑造世界的未来。
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注东方巨龙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统计发现，涉及“中国”的关联词超过2100个，如龙、黄河、长江、珠江、长城、大运河、丝绸、茶叶、玉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可以说，东方巨龙直接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中国龙为人类文明增色，世界发展离不开龙的传人。回望历史，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龙的传人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参考文献：
1.名誉主编王伟光、主编王巍：《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2.中国文物出版社、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22年版。
3.本书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高等教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2023年版。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中国历史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主编《龙文化特展图录》，“国立历史博物馆（台北）”2000年版。
6.李伯谦、陈星灿主编《中国考古学经典精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审、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