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如何书写新农村？怎样塑造新农民形象？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在京召开“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与会作家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探讨，建言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路径。
以诚与真的方式书写真实的乡村中国
“今天的乡土，与先辈们在场的那个乡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变。”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在创作中观察到，曾经那种千篇一律的“蜂巢”式封闭乡土已难觅，“人的生存方式、交际方式、文化教育背景、财富获取途径、理想价值追求等，都以更加宽阔而斑斓的方式四散开来”。
作家余艳对此深有感触。前两年，她前往作家周立波的家乡湖南省益阳市清溪村，探寻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新乡村巨变。“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百步之内满是书香。”这是她到村里的第一印象。
变化更是数不尽。“全国一流的清溪剧院、文化广场，21家农家书屋百步相隔……村民们还在自己家里建书屋、开民宿、做直播，几多美哟！”余艳说。
当代作家所面对的已是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陈彦认为，新时代农村就像一部丰富多变的多声部立体交响乐。作家们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书写困境，但不能怯场，更不能绕道而行，因为这是为我们提供无尽写作能量的土地。
面对新乡村，作家们如何“进场”？创作小说《宝水》时，作家乔叶就重点关注在时势之变中新的现实，描写沉浸其中的人们的新生活建设。
“书写乡村不能仅限于乡村的此时此地，还需要在个体与整体、历史和现实、地缘和血缘、中国与世界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观照和把握。”在乔叶看来，这意味着作家需要不断拓展自己的视域宽度、认知高度和思考深度，需要作家有能力参与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以文学的方式描绘出富有价值的建设性图景。
《小说选刊》副主编李云雷表示，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不能仅就当下写当下，要有历史感与未来感，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将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来加以把握；也不能仅就乡村写乡村，当代乡村是与城市、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需要有开阔的视野、广博的知识、切身的体验，这样才能真正认识到当代乡村所发生的变化。
农村题材文学在中国有着丰厚的血统和经验。无论是《小二黑结婚》《铁木前传》，还是《创业史》《山乡巨变》，都生动而真实地呈现了农村形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认为，这些优秀乡土文学作品提醒我们，要诚实面对变革时代乡土中国的生活和世态人情、世道人心，以诚与真的方式去理解与书写真实的乡村中国。
要在丰盈的生活中去雕刻人物
塑造时代新人是文学创作的重要命题。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塑造主要人物，写好各色人物，是经典作品的必备品质。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指出，作品《三里湾》中的大部分人物作者都给了个风趣的外号。如“翻得高”（范登高）、“糊涂涂”（马多寿）、“铁算盘”（马有余）、“惹不起”（马有余老婆）、“能不够”（袁天成老婆）、“一阵风”（王满喜）等。这些外号对刻画人物性格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注重人物的形象描画和性格塑造，表现了生活演变与时代演进在人们心理世界引起的各种反映与激起的不同回响，所以这些作品具有了展现时代情绪的特殊价值和记录社会现象的特别意义。可以说，因为注重人物写作且写活了人物，让这些作品既反映了社会现实，又超越了那个时代的艺术局限。
“当下的小说缺少饱含时代情绪又堪称典型的人物形象，也缺少富于时代气息又引人入胜的生活故事。”白烨指出，当代作家要向老一辈作家那样满怀紧迫感，与现实生活保持一种更内在更紧密的联系，不断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生活库存，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执行主编崔庆蕾认为，农村不仅是一个自然空间，还是一个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农民既在这个空间中生存，也与空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塑造的关系。要写出这种关系的变化及人本身的变化，写出他们的精神景深和复杂纹理，塑造出与时代血脉相连、互为镜像的新人。
“文学作品不仅要塑造丰满的主要人物，也要创造形色各异的‘中间人物’。”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指出，“‘中间人物’就是普通民众。这些人物使小说内容变得丰富复杂，气氛更加活跃，也更有生活气息。”
“只有离生活更近，人物形象才能鲜活。”河北省作协主席关仁山认为，对新人的发现、透视与剖析，不应该停留在颂扬层面，呈现应该是深层次的，是精细和透彻的。要在丰盈的生活中去雕刻人物，写出他们在大时代中的精神风貌及思维转变中的内在逻辑。
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作必修课
“如果不能保证每年在乡村住上一段时间或时常与留在土地上的人交谈，怎么能说自己熟悉乡村、了解乡村、热爱乡村？如果我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是新闻或其他间接渠道，文学书写的真实性和生动性也必然可疑。”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刘琼说。
她说，创作不应该是在书斋里或记忆中，把农村单纯作为审美对象或批判对象，更不应该看起来是农村题材，实际上是“想象的农民”“虚构的农村”“悬浮的生活”。要写出真实生动的农村，就需要熟悉和热爱农民，在情感上真诚地贴近他们。
但凡经典作品，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柳青放弃大都市生活来到陕西省皇甫村，一扎就是14年，写出《创业史》这部力作；周立波告别北京，毅然回到湖南清溪村，创作出经典《山乡巨变》。
在白烨看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老一代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了解与研究上，在对人民生活的观察与把握上，一直都非常地用心、用情和用力。当下作家要写好新山乡巨变，必须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必修课。
崔庆蕾表示，当下热门的素人写作给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带来许多启示，那就是必须建立一种乡村的内在视角，在更充分真实的乡村经验基础上，展开更具客观性和更有深度的书写。这要求广大作家注重对最新的乡村经验的获得，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更加有效的乡村书写。
中国作协在会上发出号召，希望作家们主动投身农村现代化实践，探索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彰显新时代文学的历史主动性。作家们要真正写好新时代的农村和农民，不能只在“纸面”上下功夫，还必须走到“地面”上来，要真正深入人民生活，参与历史实践。
《光明日报》（2024年03月18日 09版）（光明日报记者 刘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