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上海博物馆“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大展的第三季“星耀中国”持续吸引着观众前往打卡，探究三星堆文物背后的古蜀文明。在2022年夏天，该系列将首展命名为“宅兹中国”，正是来自国宝重器“何尊”里的铭文，那也是“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九久读书人于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的“何以中国：中国、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起源”讲座上，历史学家葛剑雄围绕新作《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首先从解读何尊铭文出发，讲述了“中国”这个词出现的由来，“‘中国’这一概念在历史发展中有着不断演变的过程，它既是一个文化概念，又是一个民族概念。”继而他介绍了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国如何从一个以“夏人”为主的群体，不断扩张、融合周边少数民族，最终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综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并发展出独特的中华文明。

　　文明融合发展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重要历史节点，其中迷雾重重，葛剑雄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提问：华夏的文化基因来自何方？穷兵黩武的汉武帝为什么没有成为第二个秦始皇？通过“玄武门之变”上位的李世民为什么非要看自己的《起居注》，他究竟有什么心病？宋朝为什么没有成为五代十国后的第六代？朱元璋为什么要出动大军查户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还是为了巩固朱棣的政治合法性？为什么说闯关东和走西口的移民保住了中国的疆土？在《四海之内：中国历史四十讲》里，他针对性地选取了40个充满谜团的历史片断，通过解答这些历史疑惑，希望借此以点带面，重构更立体、更真实的中国史。

　　史料是治史的基础，葛剑雄在现场举例说明自己如何通过史料和实地考察来探究历史问题。比如，关于明成祖朱棣为何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让郑和七下西洋，史学界有三种看法：一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二是展示中国的军事实力；三是炫耀中国的富强。在充分掌握《明史》《成祖实录》《明史纪事本末》等文献史料外，葛剑雄还亲自考察了当年郑和留在印度、斯里兰卡，以及江苏、福建等地的石碑，从而推翻了前三种论断，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通过扩大与远人的来往来加强朱棣政权对外的影响力，达到增加其统治合法性的目的。

　　除了充分的史料，治史者还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判断力，从微观、宏观相结合的系统研究中，由点及线再及面不断延伸、拓展。比如，关于王莽，在大众的认知里，他是“巨奸”“逆臣”，篡夺大汉江山的伪君子，但葛剑雄却认为他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一心想打造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高水准的盛世，“市无二价，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并断言如果他的复古改革成功了，为他写的“本纪”内容肯定要比刘秀更丰富，也会比刘邦更动人。又比如，李世民为什么非要看自己的《起居注》，因为根据制度，皇帝本人是不能看本朝的历史记录的，但李世民却三番四次要求看自己的《起居注》，理由很冠冕堂皇，“方便我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房玄龄只好呈上，李世民看后不满意，让他修改，房玄龄只好把有关文字修改到李世民满意为止。于是，高祖李渊呈现出窝囊无能的形象，李建成、李元吉则“荒色嗜酒”“志识庸下”，似乎唐朝的建立全是李世民一个人的功劳。而葛剑雄则通过逻辑推理认为李渊其实深谋多算、富有远见，李建成也为大唐的创建立下过赫赫战功。

　　葛剑雄长期研究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移民史研究为他所擅长，因而历史地理学、人口史、移民史是他在这部新作里透视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比如，在讨论“闯关东的伟绩”时，他从移民史和人口史的角度，通过梳理东北人口的变化，讲述了东北如何因为大量移民的到来，躲开了被沙皇俄国和日本吞并的命运；涉及“张骞通西域”话题时，他采用历史地理学的视角，发现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非张骞带着商贸目的主动开辟而成，从中亚通往中国内部的道路在汉代之前已经存在，比如将产于昆仑山中的玉石运到中原地区，但张骞出使西域、展现国力的行为激发了中亚与欧洲对中国丝绸的需求，从而开拓了丝绸贸易，带动各种中西方商品进入这条通道。到了杨衔之写下《洛阳伽蓝记》时，洛阳已经产生了“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的商业盛况。

　　意外促成的文化与贸易往来，使得汉朝之后的疆域与西域逐渐连成一片，各民族从往来到趋于融合，这也是葛剑雄用以解释文明发展的开放观念，在“五千年”历史背后，“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强大，正是因为它能够不断吸收、包容外来的文化和技术，并化为己用，发扬光大。”（作者：郑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