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在2024年被再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是 “全民阅读”连续11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开展全民阅读活动”，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已经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时值四月书香季，“全民阅读”再次成为当下热议的关键词。网络时代的到来大大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及阅读习惯，在“众声喧哗”的传播格局中，大众阅读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本报邀请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民族文学研究》副主编刘大先，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浩，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副处长李壮，围绕文学阅读的相关现象及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编 者
在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的今天，我们的文学阅读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
刘大先：文字符号与视听形象有很大的差异性，前者是抽象的符号，需要经过大脑转化才能形成形象与观念，这对于思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后者直接作用于感官，但是缺乏内在思维转换，不利于进行深度思考。由于不需要符号转译，对于接受者来说，当然就会更轻松，人们很容易接受这种作品，所谓的“轻阅读、快阅读、浅阅读”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视觉文化影响下的结果，内容稀释，形式轻松。优秀的文学文本显然要超越感官刺激或者心里爽感的娱乐层面，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诉求、认知提升和思想启发的意味。
从人的本性来说，都是趋利避害，如何引导读者进入，并不能靠硬性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普及化”和“经典化”相结合。也就是说，一方面进行新文类的创造，将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严肃文学之中，给予其一定的快感满足；另一方面则在品质上追求精致、细腻、深刻与观念创造，奔向经典化的目标。一旦某个作品被经典化，它实际上会成为知识修养、人文素养的组成部分，从而构成一种激励机制，比如中西古今那些经典作品从来不会缺乏读者，因为它们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千锤百炼留下的都是精粹，读一本经典胜过读十本一般的作品，尽管未必轻松就能阅读，但是会鼓励读者进入。
李 浩：真正的文学是不能用囫囵吞枣的方式来对待的，它是对大脑和心灵有好处的药剂。只有在经历研磨、拆解、打碎和重新拼合之后，那种来自文学的芬芳才会被我们品尝到。文学阅读需要沉浸、拆解和反复，需要仔细地用健全的大脑和敏锐的知觉来“回味”——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我们才会真正地、有效地从文学中受益。
我不太同意文学是“无用之用”的说法，恰恰相反，文学有大用，异常重要的大用。文学具有启蒙和治愚的作用，这是五四以来我们普遍的共识，它并不过时，而且永不过时；文学能通过动人的故事唤起我们内心的悲悯和同情，而这，是人能够成为人、称为“人”的最大核心，也是我们勇敢勇气的真正力量之源；文学，还能让我们知道和了解不一样的“他者”的认知和想法，让我们多出审视和理解，同时唤起反思，让我们得以避免“先于理解便做出判断”的愚蠢——这，是文明的基本底色，是它的核心支撑。文学，还会让我们不断地反思自己、认知自己，提醒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提醒我们告别陋习和愚蠢，提醒我们对日常中的习焉不察必须保持警惕……马里奥·巴尔加斯谈到，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将是一个机器人的世界，因为人被剥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其实可以通过民族国家对于文学的阅读情况、对文学的重视程度来感知其文明程度的变化和演进，虽然它能体现的“后果”往往会滞后一些。
我还希望我们能读一些暂时对我们来说艰涩的、有难度的、必须反复思考的书，当然也包括文学书。这里的“难度”将磨砺我们的智力，使我们体验到攀升的艰难和过关的快感，关键是：我们一旦真的攀升到了一个有效高度，就不会再次地降下来，绝对不会。经历了所谓的“艰辛”阅读而获得的那种愉悦和获得新智的幸福感，是通过其他途径所无法获得的。有哲人说不经思虑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个思虑，不是天天考虑如何赚钱和欲望的满足，而是反思、审视、追问，从而爱上智慧。
要有耐心细读精读，明确文学对文明建设和自我提升有用，要读一些有难度的书，这是我对“全民阅读”的一点建议。阅读是有益处的，而这个益处更多地补裨于我们自己，进而是整个社会。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在我眼里就是“德政”，是一个好举措，我愿意为它鼓与呼，愿意为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关键是要落实，是要让我们的民众能够真正体味到它的好处、益处。
李 壮：首先我觉得应该专门思考一下那个我们早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全民阅读”。这个词近些年来是个热词，出现频率很高，以至于大家似乎已经觉得“全民阅读”这事儿天经地义，这词儿刚一出口就直奔行动导向、效果导向而去了。但我们细细品味一下这个概念本身，真的是充满了大量的“新质”。把“阅读”和“全民”两个词放在一起，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阅读”这件事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跟“全民”挂不上钩。我们回头去看人类的历史，阅读其实一直都是一件很奢侈的、甚至是具有阶级/阶层垄断意味的事情。在生产力不够发达、教育资源也稀缺的时代，想要做到能阅读、有文化，既需要有“闲钱”也需要有“闲时间”，大多数平民都不容易做到这一点，因此阅读还是一件“贵族化”的事情。只有在生产力显著进步、现代化成效显著、普通人的剩余时间和可支配收入都大幅增加的时代环境里，“全民性”的文化水平提高才成为可能。近些年以来，中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精神文明有条件获得全面深入的关注和建设，“全民阅读”才算是真正成熟了条件、形成了声势。可以说，“全民阅读”观念的出现和逐渐实现，实在是一件新事情，在历史上我们其实找不到太多可供对照、可以汲取的经验。这件事情如何做、做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遇到了问题该如何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来摸索。
那么“全民阅读”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和疑惑呢？现在常常被提及的问题之一，就是所谓“快阅读”“浅阅读”。我倒不觉得这算什么本质性的问题，它可能只是一个程度性的、甚至流程性的问题。我们有时不妨换位思考，为什么就不能“快”和“浅”呢？我们的时代多火热啊，火热的背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多忙啊！人们的阅读往往要利用碎片时间，那么就免不了“快”和“浅”，这是由客观现实条件和时代生活总体状况所决定的。这种“快”和“浅”的阅读需求，当然也催生了相应的文学类型和文学风格，例如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勃兴、包括近些年传统纯文学写作对故事性和节奏感的重新重视，都是对“全民阅读”新语境的某种适应——“全民阅读”不仅意味着“全民走向阅读”，同时也意味着“阅读适应全民”。因此我的立场是，“快阅读”“浅阅读”总好过“不阅读”，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耐心坚定、循序渐进、探索办法，先尽力适应“快”和“浅”，然后再想办法将公众阅读逐步引向“慢”（或者说“久”）和“深”。
怎么看待大众阅读中出现的误读和误导问题？
刘大先：首先我得说，“误读”也是一种读法，文学尤其如此，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当然话又说回来，这种误读是指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误读，而不是胡乱联系、胡思乱想。同时，“浅阅读”或者说泛读也是必要的，它们能构成“深阅读”的基础。最后，我想应该进行推行和深化对于典范作品的“整本书阅读”意识。这个对于培养和训练思考特别重要，整本书阅读才能对完整的主题、意义、结构、作者的运思方式、作品所呈现的美学风格有所把握，形成内在的“有意味的形式”，而不是停留在零碎散乱的信息碎片层面。目前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教学中，都越来越强调整本书阅读的理念，在社会阅读上也理当强调这一点。
李 浩：不只是大众阅读中会出现误读、误导，在一些学者和批评家那里，这种误读和误导也时有出现，只是大众中的更为“变本加厉”而已。如果改变大众阅读中的这一状况，可能需要先从学者、批评家和文学的教育入手才行。
在大学，我们更重视“史”的教育而匮乏文本细读，大家用概念解释概念，用框架建筑框架，对于概念之外、框架之外的鲜活溢出视而不见，这本来就是“浅阅读”的一种，在我看来它可能属于“始作俑者”。在中学，我们会将一些极有丰富性、艺术感的作品粗暴地变成僵硬的字词解析和牵强的意识形态归纳，将有汁液、有芳香的水果硬是挤压成了蜡……别轻视这种破坏性，它甚至会严重地影响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而不单是审美。我们的诸多学者和所谓的批评家，在进行阅读的时候也并不是为自己来阅读的，他们始终站在冷漠的审判官的立场上“代”我们阅读，“代”我们将“这个文本”强拉进他们熟悉的框架和概念中。他们本质上不爱文学，他们爱的是概念，是他们能掌握的知识。我们看看时下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生产吧！能让人读下去并感受到有丁点受益的有多少？有多少是学术术语的“空转”？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只谈论和批评大众阅读可能是有问题的。某些不阅读的大众被肢解的、片面的、有意污名化和曲解化的舆论带跑也就是“正常”的了。
我的感觉是，这种阅读中的弊害可能属于“引进”，是以学术化、学理化、规范化的旗帜引进的——也就是说，西方甚至整个世界都在平庸地深受其害。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浅阅读、浅思维的危害，娱乐至死的危害，他们开始有所呼吁——但这样的声音似乎也并不深入。浅阅读正在伤害文明，正在破坏人类的勇气和正义感，它甚至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需要承认，我们现在面临的不只是浅阅读、浅思维，而是不阅读、不思维，“二极管化”，易怒易爆炸，甚至对几乎一切的权威和高度保持恶意猜度——我们其实可以在鲁迅的文字中读到他们的DNA，是的，在这个时刻我们可能更怀念鲁迅。如果将这类人（虽然并不像我们见到的那么人多势众）当作是浅阅读者，我可能会有判断上的保留。
在这里，我愿意重申几个本应被普遍接受、不需要再做解释的常识：一，“拿来主义”不等于是崇洋媚外，我们的文学文化演进一定要善于吸纳，然后补充自己、丰富自己，并使自己更为茁壮，这恰恰是文化自信中应有的部分。做到学贯中西才能更好地讲述好中国故事，才能真正地使中华文化的独特与魅力能被他者接受，进而赢得更大的尊重。二，文学写作需要制造矛盾，需要拉开冲突的张力，需要通过一个个的个人故事唤起普遍同情，那，它就会倾向通过一种可能的“激烈”来展现和认知人和人性，这也是文学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应当获得理解和尊重。三，在小说中，交给人物甚至叙述者说的话未必是“作家之言”而是讲述需要，断章取义是不对的甚至可能是恶毒的，这一点最不可取。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第一部分是以一个弱智的痴儿“班吉”的语气来叙述的，它一直是贴着班吉的世界让“班吉”来言说，它所呈现的绝不是福克纳的话语而是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没有遭受过阉割的福克纳没有叙述中呈现得那么“傻”——这应当是常识，只要我们真的有过文学阅读就应知道。四，在阅读中，我们需要警惕自己的简单化倾向，把人的生命简化为它的社会功能，把一个民族的历史简化为一些小型事件，然后把它们再简化为倾向性的解释，把社会生活的丰富简化为欲望和理念斗争，把多汁的文学简化为主题概括，而这个概括又在许多时候是错谬的、呆板的……我们时常，知道了主题概括就以为“熟悉”了那部作品、读过了那部作品——这一倾向不只在大众阅读中存在，在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中也是一个普遍存在。
李 壮：我觉得“快阅读”“浅阅读”不可怕，可怕的是“非阅读”“反阅读”。什么叫“非阅读”“反阅读”呢？简单说就是，看似是在阅读或是在谈论阅读，其实在做跟阅读无关的事、说跟阅读无关的话、挑跟阅读无关的刺、搞跟阅读无关的事，说到底是在破坏阅读。这种情况在当下的舆论场上时有出现，我们对此应当警惕。
不只是文学阅读，今天几乎所有广义的“信息阅读”场域，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喜欢足球，手机上有好几个体育APP，那里面的“喷子”绝对比文学话语场里面的数量更多、毒性更大。他们的“毒性”有很多种体现形态，比如“赢一场吹上天，输一场骂到死”、又比如“看球费电”病（根本没看比赛，只看了集锦、甚至只看了网友评论，就开始指点江山妄下论断）。我读小学中学的时候，足球信息的主要获取渠道还是代表专业声音的《体坛周报》《足球俱乐部》等报刊，那上面有很多深度报道或比赛技战术分析；到今天只能刷具有高度自媒体色彩的体育APP（任何人注册个账号都能发文章），结果“深度好文”越来越少，满眼看去大量都是人身谩骂和情绪宣泄，说话不过脑、骂人不负责，大量信息毫无营养还挤占注意力空间。
如果把话语权力比作货币，今天我们许多领域的病症就在于：铸币成本大幅降低，劣币泛滥淹没了良币。在文学话语场内，我们有时会很郁闷地遇到这种人：一问有啥看法，可以长篇大论；一问有何不满，满嘴喊打喊杀；一问具体作品，发现啥也没读。喜欢这样发表意见的人，其实并不是真的打算和你谈文学、甚至都没打算和你讲道理，他们或者是在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文学成了泄洪口），或者干脆就是在博眼球赚流量（舆情成了摇钱树）。说到底，这些人这些话跟真正的文学阅读几乎就没什么关系，然而在客观效应上，却又极容易导致作品的误读和舆论的误解，在事实上伤害到文学。
作为专业读者，文学批评家应该秉持怎样的标准？
刘大先：“速读”并非一无可取，绝大多数读物是不值得精读和细读的，但是对于文学批评而言，仅有“速读”显然是不够的，对于复杂、严谨、细致的作品来说，“速读”可能完全无效。批评最根本的是要阐发出文本的内在潜质，也即鉴赏层面；进一步则要形成批评自身的问题意识，即给予文本在整体的文学史和社会文化中的定位，同时生发出具有启发性的议题。创造性的批评，一定是形成了批评和文本、作者之间的对话结构。
关于“良好的理性客观的文学批评”，我在《贞下起元：当代、文学及其话语》中做过详尽的讨论。我想应该包含着知识性和认识论、价值观和伦理学、现实感与实践性的多重维度，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综合、知情意的统一、才胆识力的融贯，更加上一重实际操作的维度。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批评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生活感悟、知识激情结合起来，它要求批评者有敏锐的观察力、不屈不挠的博学、理性清明的洞察、平等公正的善良、同情弱者与抗争不义的勇气，将自己的美学目的与判断付诸实践的能力，还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和内在的激情，从而将批评作为一种体验生命的方式。
李 浩：我是一名教师，我期望我的学生能够成为优秀的读者，我愿意把我从文学阅读中得到的智慧和美妙传递给他们、分享给他们。在教学中，我也反复地谈及，对于阅读和写作，甚至对于从事的一切事情，耐心是才能，是我们最大的才能。我希望他们中有人能听到心里去，我觉得，我是在真正用心地帮他们。
在阅读中的耐心更为重要。但是，我承认，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阅读的耐心上可能都有匮乏，我们消耗在浅阅读与手机浏览上的时间太多了。在这里，我也愿意做出检讨，我现在在阅读上的用功远不如十年前、二十年前。
标准是什么？我个人觉得，我们需要真诚的爱，我们爱文学，文学的真正滋养和珍惜滋味才会被我们品尝到。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文学从业者多数不爱文学，他们看重的是文学的附加值；我们的一些读者并不爱文学，他们只是伪装成文学读者的样子，谈论的文学不过是二十多岁文学热的时候读过的一些旧作品，或者人云亦云地概括他们并没有读过的书……速读和浏览是可以被允许的，我们可以用这种阅读来帮助我们建立宽度和基本的比较，但只有速读和浏览却是绝对不够的，我们需要耐心的精读，需要把一个个字词都“吃透”。在阅读中的“娱乐至死”可能对我们的人生也是有伤害的，文学理解、文学解释可有不同的角度，我们允许有的人专注于它的腿、有的人专注于它的耳朵、有的人专注于它的血管解剖，但，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专注并非唯一正确，千万别以为自己掌握着唯一真理。文学批评应先从理解和欣赏的角度出发，然后才是它的问题和不足——先戴着有色眼镜去阅读文学，对自己、对他者都无益处。至于说我们不喜欢不欣赏的，不去阅读就是了，我们也要相信时间、历史和文学自身的淘洗功能，诗人奥登也曾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批评家的职责不包含品味坏作品并解析它们。
全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是批评家，这不是一件坏事。但有个前提，就是不违背公序良俗，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底线，不助长“扣帽子”和“打棍子”。对于文学和艺术，有不同看法很正常，大家在争论中也会分辨谁才是更有道理的，哪些是我没有看出来的。我们真正恐惧的是简单粗暴，是二极管思维，请不要把他们放在所谓的阅读者范围内。
李 壮：若要将“浅阅读”引向“深阅读”、将“非阅读”引向“真阅读”，尤其是若要把“劣币淹没良币”的趋势扭转过来，文学批评家其实是一股特别重要的力量——当然，从这个逻辑反推，当下文学舆论场上出现的某些问题，也跟文学批评的失职缺位脱不开关系。
文学批评在此为什么重要？因为批评家扮演的是一个发出专业声音、参与舆论引导的角色；他并不是要“垄断话语”，而是要在基本的层面上维护话语场的风气和秩序，并带头出产真正的高质量话语。文学批评的这种功能当下之所以发挥并不理想，我们是应当从自身找原因反思的。一方面，我们有时“没话说”，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在当下面临被过度学科化、产业化、“饭碗化”的风险，许多批评家的专业能力都被“弱化”“窄化”和“异化”了。结果就是，堆砌文章可以做到、理论空转可以完成、发论文做课题赚工分等等一切都手到擒来，但要让其真正谈谈文本、谈谈技术、谈谈审美、谈谈文学阅读写作的真问题——哎呀，好像已经不会了。另一方面，我们有时也“说不好”，面对现代传播格局下全新的受众特点和信息需求结构，我们的话语方式还没能够充分转型；有时候我们的“话”本身是很好的，但受众听不懂、或不感兴趣，这种“好”没有兑现为信息接受，那还是等同于“说不好”。因此我觉得，作为专业读者的文学批评家，一是要积极发声，多说话、说真话、靠真本事说真有效的话；二是要善于发声，努力将高质量的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转译为平易的、鲜活的、有个性魅力和审美吸引力的新型文学批评话语，让自己的“话”有更多人听、更多人信服。归根到底其实就是八个字：顺应变化，提升自我。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有哪些基本的创作规律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
刘大先：在短期来看，创作规律是很难进行归纳总结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对某种本质化的真理抱有什么期望，那种想法和思维实际上是在回避文学系统本身的复杂性。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学跟自然科学的迭代更新不同，不是那种特别讲究“时效性”的知识产品，而是一种超越地域与时间的情感、精神与思想文化产品。另外，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不同的身份阅历、教育程度乃至生活状态的人对于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理解，这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关键是要多读。读的作品多了，有了全面和总体的视野，也会增进对某一个单一作品的深入诠释。
李 浩：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请允许我先略略叉开，先谈一个另外的但又有着相关性的话题。倡导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我们可能先不用以专业性的姿态教给读者怎么去读书（我不否认它的重要），而是可以先从“知识敬畏”和“知识尊重”开始，有了它，我们谈论如何更好地阅读才可能有效。知识被尊重，知识者被尊重，良好的、有效的阅读自然会到来，否则可能是缘木求鱼。我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大约是一个全民读书的时代，大家对知识的如饥似渴表现得相当淋漓，有一本书，你读到了我没读到我就会感觉羞愧，我会想办法连夜找到那本书；邻桌光着膀子的饕餮客，仔细听他们的对话，会发现他们争论的是尼采、费尔巴哈。在那样的大氛围中，文学阅读自然会成为每个人的内需——我相信，这样的日子还会到来。我们引导，建立，而首先建立的是对知识的国家尊重和全民尊重。
小说是虚构，它建造和编织动人的故事，它不等于也永远不会等于现实，只是其中一定会包含着作家遮遮掩掩的真情，从小说中寻找现实,将它简单地对应生活日常是无效的。我们说巴尔扎克写下的是时代的“巴黎现实”，但其所有故事都是虚构出的，而且他专注的均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守财奴，巴黎并不都是这个样子，波德莱尔笔下的人物则无一在巴尔扎克的笔下出现，他们各自选取了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将它放大……我们从他们那里看到的是人类人世的不同面影和不同侧面，而绝非巴黎专有。小说有时候会压低主人公，会制造波澜，使他的需求在即将得到的时候再次失去……这是符合我们阅读心理诉求的，文似看山不喜平，即使在一些概念化严重的小说中,为了塑造一个高大形象我们也会为他建立对立面，安排对抗的力量——其中的有些丧失并非说明作家恶毒，可能恰恰相反，作家为了能够唤起我们的悲悯和同情而“下了狠手”，恰恰表明作家富有同情心。契诃夫的《万卡》，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均是如此，我们要知道，作家需要通过悲痛的故事让我们生出理解和同情来，他下手的时候只能显得“狠”一点。前面，我谈及的常识部分也可算作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言说的，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李 壮：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也是要在顺应趋势的过程中不断地更新、提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阅读接受思维”的建立是很重要的，作家不能只管写、不管读，文学说到底是写给人读的，对读者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的思考参照，从来都不是一件不妥或丢人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作家已经作出了很多尝试，具体来说，现在我们的文学叙事比以往更注重可读性，类型文学的许多叙述策略和艺术手法常常被纯文学取其精华地借鉴过来，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视；除了叙事类的作品，就诗歌来说，当下纯粹修辞空转“玩技术”的写作，也已经不再是主流。这些都是很好的现象，我觉得也是大势所趋。这是就风格和手法（“怎么写”）而言。
就题材内容而言，我认为文学创作也应该努力在“写什么”上同公众生活对接对话。就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我自己其实是觉得，关于文艺青年、苦闷精英的故事可以控制增量，写“百家事”“各业人”的作品则不妨多些再多些——这当然不是搞“题材决定论”，而是说，今天的文学理应在经验结构和关注视野上寻求平衡、打开宽度与纵深。想让公众来读你，你首先得去读公众。当然我也明白，在行业分工高度精细化、个体生活经验越发分化也越发复杂的当下，这种“平衡”“宽度”和“纵深”是不容易追求的，要真正读懂不同的人、写好不同的人，也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只是，文学创作不就是一件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事业吗？艺术创造的事情，什么时候容易过呢？只有从难的地方突围出去，未来的空间才能是更广阔的。（作者：刘大先 李浩 李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