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后，日本被迫改变“速战速决”的方针转为“战略持久期”。但它无时无刻不想尽快“解决中国事变”，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中国问题已不单仅仅是中国局部的问题，而且成为影响制约其南进北进的称霸世界战略和以后太平洋战争局势演变的重要环节，如何“解决中国事变”越来越成为日本政府和大本营战略考虑中使用频率最高、又最无可奈何的词。 

　　围绕解决中国事变为侵略战争服务的中心，在总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方针下，日本对华战略的具体实施随着战局的演变经历了几次调整： 

　　（一）南进之前：政略进攻、战略持久，对中国国民政府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 

　　政治诱降：1938年，日本进行拉拢蒋介石的“桐工作”，遭到可耻的失败，但将一贯主张对日妥协投降的汪精卫及其集团拉下了水。汪精卫汪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汪的恐日心理由来已久，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政策和一些列卖国投降协定的主要指挥者。汪曾在1935年即遭到爱国人士的刺杀，受了重伤，差点丢了性命。从1938年初开始，汪秘密与日本进行了联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及其投降集团终于从重庆出逃，投入日本怀抱。29日，在越南河内发表致蒋介石等的《和平建议》电报，即臭名昭著的《艳电》，竟然将日本打扮成对中国完全没有任何野心的“友好”国家，要求国民政府抛弃抗日国策对日本和平谈判。汪的可耻行径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强烈申讨，企图破坏抗战的阴谋完全破灭。1939年5月31日，汪飞赴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谈建立伪政权事宜。1940年3月30日，汪记“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当天，中国真正的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8月31日，汪又与日本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规定汪精卫“国民政府”，从政治上必须完全追随日本、经济上完全为日本服务、军事上完全受日本指挥。南京伪国民政府名义上为中央政府，实际“政令不出南京城门”，各地都由日军分而治之。此后，日本、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政权。汪精卫伪政权完全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傀儡政权，是日本“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治诱降的产物。自此，“汪精卫”成为“汉奸”的代名词，遗臭万年。但是，汪精卫集团只是一小撮民族败类，这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坚定不移的抗日意志，他们用坚强不屈抗战到底和最终的胜利回答了日本侵略者和少数汉奸卖国贼的卑劣企图。 

　　军事进攻为辅：如对正面战场频繁的战役进攻、封锁中国的国际交通线、对重庆等中国战略大后方进行疯狂的轰炸等。重点实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扫荡”，以“巩固占领区治安”，但由于根据地军民的机动灵活坚强有力的打击，使日军只能将作战原则规定为“在短时间内实施短促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地区并返回原驻地为原则”，而不敢在根据地久留。 

　　（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尤其是日本接连遭遇失败后的对华战略战术：实行所谓“对华新政策”，加紧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重点扶植汪伪政权利用其为日本日益紧张的军事、经济和政略服务。 

　　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日本的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不得不加紧掠夺中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并且可以从中国战场释放部分日军越来越有限的兵力进行世界大战。通过加紧扶植汪伪政权，既可以利用其为之效力，又可以腾出手来从事战争，还可以蛊惑人心。为此，演出了与日汪签订所谓平等互助的“新协定”，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闹剧，汪伪政权竟还可笑地向英美宣战。 

　　更有甚者，日本指挥被其奴役的国家召开所谓“大东亚会议”，宣称“大东亚战争”是为了“使大东亚从英美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等虚伪十足的口号。实际上，近代史上英美各国曾给中国和东南亚人民制造桎梏不假，可是，日本何曾是为了解放东亚人民呢？完全是为了取代英美等国的统治罢了，其残暴专横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国际关系已经掀开崭新的一页，旧的国家关系已经逐渐被打破，中国已经成为盟国中重要的平等的一员。因此，所谓“大东亚共存共荣”完全是日本为侵略战争服务蛊惑被其占领奴役的国家人民为其效命的欺骗之辞，仅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残酷暴行就足以证明了一切。 

　　从日本侵华战略的各项调整看，日本已完全失去了彻底战胜中国的信心，体现出一定的消极防御态势。当然，日本的各种进攻，给中国的抗战带来了困难和重大牺牲，但中国人民顶住了日本的各项进攻，坚持并发展了抗战，从而也赢得了世界人民和盟国的赞赏、支持和更多的援助。日本的进攻越是疯狂，反而越是促进了盟国的更加团结和密切合作，日本的力量也将被逐渐耗尽，中国持久战战略的目的就日益接近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