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杨彬彬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概念创新、命题创新、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而且意味着对文化发展形态、文明演进趋势、文明交流机制的深度重塑，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要始终坚持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充分认识其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以及国际交往、文明交流中的重大作用，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理念、科学思维、原则要求转化为现实的文化建设实践，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从文化主体性角度深刻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明了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价值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个结合”是必由之路和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强调“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一方面，文化主体性关系到文化的独立性。文化主体性是具有排他性的一种归属性，决定了特定的文化形态由谁来建构、由谁来发展并最终要服务于谁等基础性、关键性问题，这种归属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认可和确证。另一方面，文化主体性关系到文化主体的自我认知和文化心态。如何认识本民族的文化，是一个关系民族发展全局和文明发展前景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并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这不仅是对中华文明历史成绩的高度认可，而且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未来发展的一种自信期待。

　　从文化安全性角度深刻认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都高度重视文化的独特作用，重视激发文化在价值引导、共识凝聚和革命动员中的独特价值。尤其是坚持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注重从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等维度审视文化之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时代的重要性。对此，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基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的治理实践，形成了独具时空特色的文化观和文明观，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基于新的文化理论创新和文化建设实践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提供了科学指引。文化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仅要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层面认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要从外部环境安全有序的层面认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要真正做到既积极主动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又有效维护我国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

　　从文化创新性角度深刻认识

　　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视文化的创新性。创新对于文化生命体的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中断的文明，其创新性对于这种文化生命体的存续和这种独特文明体系的世代相传发挥了根本性作用。纵观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文化创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提出“两个结合”命题，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了根本方法论；明确提出坚守“魂脉”和“根脉”，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解决了文化发展的性质、方向和方位问题；明确提出守正创新的原则，强调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了现实路径。

　　面向历史、现实和未来，文化的主体性、安全性和创新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党的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安康都具有长远意义和根本意义。我们要始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肩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定力，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以独有的方式和坚定的信念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接续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在新型文明观指引下开创新型文明交流交往交融方式，以文明互动为载体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秩序深度重塑，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海外传播研究”（2021MYYA0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3MYYA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