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璇 洪向华
中国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呈现自我、彰显自我的重要方式，而非西方国家用于国际舆论博弈的手段。因而，中国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是一种全新的文化文明传播的范式，其价值指向超越了西方的叙事模式，更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赓续延展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内涵，引领国际传播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新气象。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包容的时代意蕴
开放包容就是要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最大体现。在新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的快速发展，塑造了世界多国文化发展的新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引领新时代国际传播过程中，习近平文化思想开放、包容的丰富理论与实践内涵，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和对世界文化建设的使命与担当。
(一)内在取向：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重要特质
在历史长期积淀之下，文化早已具备了不会被外界环境轻易改变的稳定性。这种文化模式潜移默化地铸造着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魂，中华文化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绵延至今的文明，在于它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借助相对优势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中华文明能够更好地对周边文化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促成中华文明的一体化发展。这种趋于多元一体的发展，更多的是文化以其包容性、和平性潜移默化影响而推动的，进而形成了我国在处理不同文明之间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理念和态度。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在当今多元化世界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的重要特质密不可分，是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之本源所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再次将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理念推向了时代的前沿，其深刻内涵传承发展了中国传统“胸怀天下、立己达人”的政治理想，注重在修己养德的基础上惠施世界，强化了古代先贤超越“自我”以求“大我”的精神品质;流露出中国传统“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道德情怀，使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赋予了“天下一家”的共赢内涵，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把握了中国传统“以德服人，心悦诚服”的历史自觉，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越论”等文明对抗逻辑，追求世界文化通过每一次交流与互鉴取长补短、和合共生。
(二)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世界理论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以世界眼光在对旧世界批判的基础之上发现了新世界，创立了内蕴世界理论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世界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物理时间上的延展，而是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层面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内在于世界历史之中，又展开于世界历史之中，并在新时代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相互交织中，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的真理体系，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中展现出了文明性价值和世界性贡献。
马克思通过对西方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理论范式的扬弃，论证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资本不断增值的过程中，资本主义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现代化的世界市场由此诞生。他们不仅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而且还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反思其形成的根源，并提出解决这一历史性问题的答案，即实现共产主义以解放全人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只是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并未走到世界历史的终点，世界历史必将继续前进，并冲破各民族、地区之间的藩篱。世界将连为一个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其实质就是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早已进入多元化、全方位交流交融阶段，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理论的科学方法论，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体系，着力提升中国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突破全球治理困境、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方面的智慧与担当。
(三)方向指引：人类现代文明开放与和谐的价值指向
资本逻辑主宰下的世界普遍交往客观上打破了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间的壁垒，人类文明实现了跨越式的进步与发展。但遗憾的是，这种交往是具有缺陷的，在新时代的今天愈加凸显。也正因如此，必须思考另外一条推进世界普遍交往的可行路径。
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清晰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正视与超越，最终价值指向是实现现代性的良好发展，符合人类现代文明开放与和谐的本质要求，尤其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因此，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成为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新战略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关于国际传播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作为重要内容提出来。实际上，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就是要在人类现代文明开放与和谐的发展要求中，讲清楚我国为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哪些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是我国文化建设由内向外的一次方向性转变。其转变的逻辑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大力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化交流观，这是促进开放发展历史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国际传播议题展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新时代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必然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如何通过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以更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务之急要在顺应国际传播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明确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的国际传播核心议题，充分展现中国价值、治国之道、中国道路所蕴含的深刻世界意义。
(一)阐述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价值扎根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土壤之中，并向着“个人—家庭—国家—世界”不断拓展。它是符合全体中国人民利益和需求的价值观念，是对西方主张的个人权利优先、宰制他者价值观念的高度不赞同。事实上，这一鲜明立场早已遭受西方世界的打击与遏制。随着新时代我国经济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也让双方价值体系间的冲击增添了更多利益博弈的色彩。所谓“国强必霸”“新殖民主义”“战狼外交”等话语陷阱接踵而至，成为这种博弈的产物。这种话语偏见在很大程度上误导着国际舆论。从过往国际传播经验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大都建构在其价值观基础之上。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要阐释中国价值、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尤其是打破在国际社会中以西方为主导的元叙事，在多样性的世界发展格局中树立起融通中外的中国价值体系。为此，必须建立起具有全球视野的关联性思想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呈现出集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利益导向等于一体的主要特征，将引领国际传播以真实可信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讲好中国发展及其取得巨大成就的故事，拉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距离。同时，进一步聚焦人类社会的共同问题，摆脱国际传播中传统的思维局限，向世界传递高质量发展故事背后的中国价值与中国精神，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打破国际传播中被西方话语“定义”的被动状态。
(二)阐明治国之道，回应党何以能
当今中国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中国共产党早已经突破了传统国际关系范畴，走在国际政治的前沿，与各国展开深入的治国理政交流，成为新时代我国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主体。中国共产党所要展现的是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百年大党。
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中，实现社会长期和平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奇迹，是无法用西方既有理论话语体系来解释的。这一经验既包含一般国家治理的属性，又有着中国自身的显著特色，是对西方自由民主治理危机的一种超越和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入思考。因此，要从我国治国理政实践中提炼出中国奇迹背后的治理逻辑，并把握好当前国际传播的发展大势，更好地与世界分享交流治国理政经验。习近平文化思想所打造的融通中外新范畴、新表述，肩负着引领国际传播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的重要使命，尤其是要通过文化传播途径与各国开展深入交流对话，增进世界对于中国发展的认识与信心。
不仅如此，在中国治国理政实践经验中，还为破解许多世界性的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方案，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了最大稳定性和确定性。因此，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国际传播的重要内容还包括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不断打破“西方中心论”，展示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的世界意义，让世界相信中国共产党具有“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强大能力。
(三)阐释中国之路，增进价值认同
中国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救国、建国、兴国和强国的艰辛探索和接力奋斗后开辟出的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华民族探寻的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进步新道路。其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这一道路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显著特征，也是指导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精神旗帜，为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
在现代性的多重建构或多元性中，文化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中国道路所体现出的强大文化感染力，来源于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现代化理念的绝对话语权，充分体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文化品性。我们始终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3以道路自信不断增强中国的底气、骨气和志气。这条道路是以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为基本立场，坚决反对以自身优势阻碍其他国家追求现代化的权利，主张各国坚持走独立自主、合作共赢的现代化之路，所以中国之路必将越走越稳、越走越久。中国道路的成功也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不再是“一枝独秀”，其发展前景超越了资本现代性，解构了“历史的终结”的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新型文明，中国道路的国际传播必须要求与其自身相匹配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文明、文化理论时代高度的创新思想，将引领国际传播进一步纠正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中的价值迷思，充分肯定文明发展的多样性，澄明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趋势。
三、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世界局势在动荡中艰难前行，人类和平发展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既是时代所需，也是使命所系，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与信息化的当下。
(一)增强文化“软实力”向“暖实力”转变
文化软实力一般会通过道德、情感、精神等层面塑造人的观念，引领人的价值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软实力，并通过运用各种新技术手段来拓展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但中国所建构的话语模式并不同于外部世界体系，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较为单一的国家话语形态和叙事文本。虽然我们拥有丰富的中国故事，但当新时代遇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亲和力和共情力便会受到一定削弱，各国之间的情感联动和传播机制也相对匮乏，难以形成共同的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可以引领塑造全新的中国话语模式和多样性的中国故事语态，通过挖掘文化软实力的外延功能，让中华文化向更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暖实力”转化，修复全球文化链条中的情感环节。
一方面，加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积极倡导。世界文化种类繁多，中国想要推动的文化交流是在尊重和包容之上的感同身受。习近平文化思想所包含的跨越国界的情感力量，突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为支撑，蕴含着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在顺应世界和平发展大势下，要进一步宣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以中华文化的“暖实力”加强对各国民众思维习惯、言语表达等差异进行共同的情感转换，拓宽国际传播的情感路径，在以情感人的基础上回答好人类社会到底去向何处。
另一方面，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中西双方的价值观从不存在根本性冲突，有的只是关注点和表达方式的不同，真正的文明是通过平等交流借鉴来创造人类世界持久和平与和谐。习近平文化思想主张以中华文化之“暖力”传递中国古典哲学之“仁爱”之意。针对当前世界文明交流的隔阂，我国要始终坚持和而不同，支持和尊重世界各国充分挖掘自身文化价值，在历史文化的资源中找到支撑现代化发展的精神价值，创造更多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的机会。
(二)促进文化“发展优势”向“传播优势”转变
受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世界范围内的风险危机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中国所展现出的大国风范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并为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面对媒体格局、舆论生态、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如何把握好媒体化、智慧化这一传播机遇，以信息技术赋能创新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发展路径，打破我国长期迟滞于综合国力的话语弱势，这是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国际传播议题必然要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1.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我国外宣旗舰媒体代表着中国声音，是最具权威性、主导性和公信力的对外主流传播媒体。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需要从我国文化战略的高度出发，强化对中华文化资源的统筹配置，推进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外文局等为代表的一流信息传播媒体平台建设，构建多维度、立体化战略传播体系，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引领力和影响力。
2.发挥大众传播媒介优势。提高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中国话语说服力，除官方主体国际传播实践外，还要实现全民参与，充分发挥人人都是“麦克风”的传播优势，以人民群众更贴近日常生活的话语方式和最真实的情感，使中华文化通过直接的人际传播向外展示，更精准地将中华文明的精髓传递给受众。
3.构建差异化的传播矩阵。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推动下，互联网逐渐成为了人类社会交流交往的重要基础设施，使文化传播的视角更为丰富，时空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弭，这也使得国际传播的外延无限延伸。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要让国际社会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还应充分利用好“两微一端”、智能电视、移动短视频等差异化传播矩阵，与时俱进地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被各国民众所理解和认可。
(三)推动文化“走出中国”向“回到中国”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并借助国际有影响力的媒体集群，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要想进一步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符号体系重构的表面，还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因此，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层次首先需要让中华文化回归到中国特色的思想体系的表达上来。这既是新时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国际传播路径的出发地，也是落脚点。
1.突出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必然是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我国人民群众长期以来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其中包含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阐明了中国对世界深刻看法。在今后国际传播中，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要坚定地立足于中国的自我意志之上，而非他人的意志，其中的核心术语要体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和理解方式，以更易理解的话语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华民族的思想。
2.以中国眼光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前，无论是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走向，还是世界的问题，基本都由西方主导和决定。但中国要走的是自己的道路，绝不模仿或依赖任何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的高度，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了中国与世界的内在关联，深刻揭示了“中国梦”与“世界梦”是相通的。中国将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携手世界上的一切进步力量，在不同文明的沟通对话中汇聚构建美好世界的文化力量。
3.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新时代是一个呼唤文化自信的时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充分表明我们党的文化自信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在推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既要寻找传统文化与当前时代精神的契合点，也要从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中提炼出新时代所需的现实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向世界彰显出中华民族文化品格中十足的文化自信。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大党独有难题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3ZDA1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海璇系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洪向华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