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文化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丁思薇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就表明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突出重要性。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数字与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了“数字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数字文化作为数字技术时代的最新文化形态，为中华文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现实路径。
数字文化是数字技术与文化的双向融合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了各行各界加快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和文化在此趋势下也从最初的单向被动融合演变为深度双向主动融合，发展形成了数字文化，包括文化数字化和数字文化化两种趋势。
“数字文化”包含两方面的内涵：一是传统形式的文化借助数字技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的数字化阐释；二是在全媒体时代，在互联网及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借助数字平台和数字产消者培育和衍生出的最新文化表现形式。数字文化既守正又创新，既继承历史文明基因又符合时代发展趋势，既能够提升文化自信又便于海外传播，既能丰富文化理论建设又能带来经济增长新动能，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依托。
文化数字化，即以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作出重要部署。“文化数字化”，指文化本身融合科技因素，在其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用数字技术加以赋能，使其借助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文化数字化战略是国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新战略，是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重要布局。
数字文化化，即将文化内涵注入数字技术发展。“数字文化化”，是指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人与人、人与机器之间形成了新的交往范式、规范、道德和伦理，由此产生出的文化形态。以数字化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远超前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各国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也形成了相应的文化样态，数字技术所创造的文化具有全新的表现形式。一是交往方式发生巨大改变，社会个体在网络空间中的普遍连接更加紧密。二是信息流通程度前所未有，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打破了虚拟与现实的壁垒。三是文化的参与者由封闭走向开放，地位、阶级等个体差异在网络空间被淡化。
数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化阐发
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方面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的认识。数字文化继承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时代进行了新的阐释与发展。
数字文化充分依托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已达到53项，位居世界第二；全国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保护单位3154家，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总数达40个，是目前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数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数字文化也为新时代发扬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数字化转化，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留存、整理与再创。
数字文化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最新体现。数字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和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得以焕发新的生命力与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也能为数字文化增添独特的文化符号和中国特色，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数字文化的内容和表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文化的良性互动中，中华文明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数字文化的特性能够加强中华文明统一性。数字文化拥有超时空、超现实、超主体的特性，具有更加广阔的可赋能空间，拥有多领域跨界融合的潜能。在超时空上，数字文化借助数字技术，突破了传统文化形式的时空界限，有利于文化传播突破鸿沟，实现普遍化和大众化。在超现实上，文化数字化使文化的介质和载体由实向虚，便于文化元素的统一整合与保存，也有利于突破资源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制约。在超主体上，文化数字化拉近了人民与文化之间的距离，增强人民与文化产品之间的代入感和交互性。
数字文化的丰富内涵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数字文化借助其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的特质，为中华文明在现代的海纳百川提供可能。数字文化不仅能够将数字孪生、元宇宙、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技术与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资源相结合，推出更多优质的沉浸式数字文化项目，推动传统文化资源整体性升级迭代，还能够结合短视频、动漫、游戏、影视创作等其他数字内容产业，推动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内容融合与发展，满足更多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数字文化的交流互鉴践行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数字文化具有极大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因素，市场的需求和消费行为会影响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更新迭代，同时，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电子商务等渠道数字文化产品也会触达全球市场。因此，与传统文化形式相比，数字文化有国际交流与传播的突出优势。数字文化还能够促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传播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和平传统。
以数字文化助力新的文化使命
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数字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最新形式，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利文化条件。应深入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挖掘数字文化发展的理论根基，培育和形成中国化的数字文化理论体系，在激烈的数字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要将数字文化全面运用于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发挥数字文化的融合特质，以新形式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播与普及，借助数字文化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坚持数字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数字文化发展的根本原则。在数字文化创作和传播中，要积极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引导和规范数字文化领域的舆论环境，弘扬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通过提供多样化、丰富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对不同文化形式的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文化创作和生产，构建开放、公正、透明的数字文化传播平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实现数字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双赢，借助数字技术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新的途径，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和形态。
增强数字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数字文化产业是经济增长的热点，也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各国纷纷把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纳入国家战略并大力扶持。在此背景下，我们亟须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应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虚拟/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迭代升级，培育海外知名的龙头数字文化企业和数字文化IP，支持国内数字媒体平台建设，用数字技术讲好中国故事，借助数字平台传播好中国声音。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