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最初踏上长征路，到1936年10月下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英勇的红军官兵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不仅一次次突破重围险阻，同时也给予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档馆”）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国民党军队对红军长征进行围追堵截的档案近千件，内容涵盖国民党中央军政机关关于“追剿”红军长征的战略部署、计划和作战方案；“追剿”军各路将领及有关地方军政官员的人事安排、任免命令；蒋介石与各省军政要人的来往电报、文件（包括命令、指示、会议决议、军事报告、战斗详报）、讲话等。

　　在这里，档案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胜利的原因。

　　从敌方战斗详报 窥见红军浴血苦战

　　红军长征中的经典战役，敌人究竟如何记录？如何分析？今天，阅读当年国民党方面留下的“战斗详报”等档案材料，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当年红军将士浴血苦战的悲壮场面和不屈精神。

　　突破乌江，是红军面临的生死之战、传奇之战，也被誉为长征十大胜战之首。这一仗在国民党留下的档案中是如何呈现的？

　　二档馆馆藏中，有一份《剿匪军追剿总司令部二十四年元月东日起至二月宥日止剿匪工作军事报告》。翻阅这份战斗详报，很难找到红军成功的词句，反而记载了“朱毛股匪，由赣东南方面经湘、桂境窜入黔中，经我追剿军节节痛剿，受创极巨，贺、肖两匪，窜扰湘西，亦被我军迭次击溃……”

　　“突破乌江等我党的重大胜利，在敌人的作战报告中大多轻描淡写。即使国民党军队在溃败后向南京发去的求援电报，也只会夸大自己战绩，强调自己作战英勇，比如国民党军队将自己的失败逃跑说成‘转进、撤退’等。”二档馆研究员戚厚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但历史不会遗漏真相。在二档馆馆藏档案中，研究人员还找到了另一份《侯之担关于红军突破乌江的电报（1935年1月10日）》。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兼剿匪后备总指挥侯之担在溃败后，用大篇幅描述自己作战英勇的同时，也记录下红军英勇作战的细节。

　　这份电报称“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强渡数十次……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认为，国民党军队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势必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极大困扰。南京地方志研究人员胡卓然近日通过史料对比研究发现红军在长征过程中曾毙俘四名国民党将领的史实，然而这些“重要人物”的被俘、击毙事件，不仅在档案中鲜见，有些人甚至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

　　从“残匪”到“强寇”红军长征越走越强

　　“据飞机报告：匪大股由大庚北约二十余里之铁司山、龙王山一带，向西北移动，似有继续西窜模样。”……在国民党相关档案中，对于红军“匪”的称呼贯穿始终，前期多称之为“残匪”，如在《匪情记录》中记录红军“仅残部三数万人，枪支不过万余”，到后期称之为“匪部”，甚至出现了“强寇”的字眼。

　　“字词上的转变体现出红军由弱走强的趋势。”戚厚杰说，众所周知，在突破湘江封锁线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多人，但依然军纪严明，战斗力不减，依靠打土豪得到补充，依靠分田地得到民众的拥护等，最终取得了胜利会师。在《陆军第六十二师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中，就留下了有关红军的这样的记录：“初出发时，每连有八九十人或百余人。瑞金的百姓，自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均集中起来了。或编在连上，或编为担架兵。因为两月以来，总是昼夜赶路，且沿途的百姓都走了，买不到粮食，全靠打土豪来吃。有时一天一餐，都不得饱。饿死的、拖死的、跌死的很多。……”

　　这些档案除详尽地反映了红军在川西北艰苦的战斗历程外，还曲折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由误解到欢迎的转变过程。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宣传误导，最初川西北群众误信红军是“红色魔鬼”，逃入深山躲藏。但在朱德总司令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艰苦努力下，红军以严明的军纪和大量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他们踊跃支持红军、参加红军、组织苏维埃政权。康定葛坝成立了由当地群众王兰廷、卡古娃为主席，赵国安、王耀廷等为委员的苏维埃政权，为红军送来粮食和日用品。

　　档案也留下了红军军纪严明的记载。例如，“据报，前朱毛匪部窜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红军入川前“南岸各县荒旱之余，征调布防，民众已不堪命”，红军“到川之日即实施不进民房，不拉民夫，赈恤贫乏”。

　　与之相比，国民党方面军纪政纪败坏则暴露无遗。《剿匪军追剿军第一兵团二十三年度十二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1934年12月）》中记录，在湖南省通道县县城至白沙铺一带，“盖赤匪盘踞该地，不过数日，而其所需，均取自财主之家。对于一般穷苦民众，并未予以不利，且多数为其宣传所动。故国军到时，民众多相率逃避，在家者均系老弱。民心如此，隐患良深。”“我剿匪军经过荒旱区域，少数官兵不无借征发便利拉夫价，风声所播，愚民嗟怨，故有‘宁遭共匪杀，不愿官兵扎’之说。”

　　敌方拥兵自保 红军巧妙周旋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1928年12月底号称统一了全中国，但这只是名义上的统一，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军阀仍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蒋介石与地方军阀在追剿红军时各自打着小算盘，蒋希望通过追剿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吞并地方军阀的目的，地方军阀则千方百计阻止蒋的军队进入自己的‘防区’，地方军阀之间也为此相互攻讦，这些在档案中都留下了记录。”戚厚杰介绍。

　　最为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云南军阀龙云与四川军阀刘湘，龙云想要把红军“送入”四川，刘湘则想阻挡红军入川，使之入滇，为此双方之间互相指责。刘湘要求滇军进驻川南会同川军共同“防匪西窜”；龙云则指责刘湘命令川军死守长江，说“似此剿共，正不知何日始能肃清”，表示滇军“只宜掩护滇东”，进驻川南“有所不能”。这说明，龙云、刘湘二人从各自利益出发，难以互相配合，反而都企图把中央红军“送”到对方地盘上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晧认为，刘湘则不但防共，也在防蒋。刘湘决定：“如果红军的目的在于拿四川，那么川军拼命剿共；如果红军的目的只是在假道，那就更不成问题”。但是无论怎样，都“要阻止蒋派兵入川’。基于这一决定，刘湘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拟派10个师入川“助剿”的要求，并同中央红军签订了《红川桂秘密协定》，给红军以过境的便利。

　　国民党并非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清。在二档馆馆藏的《四川剿匪军第三路军军戍区民众劳军代表团的快邮代电（1934年12月28日）》中，代表团负责人这样总结：“我军亦非不能勇战，只因内部团结不坚，拥兵者宅心不尽纯洁，而负统一指挥之责者，又难以行使职权，遂不免有图保实力，藉匪自重者，良由防区恶制相沿已久，强弱稍异、权力不均。……”“盖各部平日不相胶附，聚景搏沙，早为匪所窥破。一旦以大部来扑，风雨骤至，遂至陷于孤立莫能支撑。事后互相推诿，果谁尸其咎欤……”。

　　“正如档案中所总结的，中央红军能在那样艰难险恶的环境下，之所以能够取得战略转移的伟大胜利，原因诸多，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的内部矛盾，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我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并巧妙利用沿途各地军阀同蒋介石的矛盾，将敌人各个击破，一步步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戚厚杰说。

　　（责任编辑：陈蓉）